内容提要：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探讨，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关键词：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史;博物馆学理论

自博物馆学产生以来，围绕其学科合理性的争议就从未停止。中国博物馆学是随着西方博物馆现象引进后逐渐产生的一门年轻学科，其学科理论体系至今尚在构建中。作为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亟需的学科史研究，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成果仍很缺乏，尤其从严格学科史意义上对其进行长时段考察的研究更显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从学术团体、基础理论、学术论著及专业教育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实践做一学科史的检视，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同仁。

一、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形成传统

社会长期的古物典藏虽为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却并未直接催生中国本土的博物馆文化。研究表明博物馆实体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时间应在19世纪中期之后，而国人自建博物馆的发生时间更晚。博物馆学作为知识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始使用，可视之为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产生标志。

1935年，中国首个博物馆学专业学术团体——中国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建立。该协会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了博物馆学、博物馆学科及博物馆学教育等学术概念，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学科意识。当时协会还设立专门委员会分管博物馆学术，负责评审有关博物馆学论著；同时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作为专业刊物，公开刊登有关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并组织编印出版《博物馆学书目》，为博物馆学研究提供便利。实践证明，协会的学术倡导和管理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20世纪30-40年代，在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业界不但引进了西方古物公藏公用的公共博物馆观念，倡导将原本从公众视野中被秘藏的古物置于开放与公共的博物馆场域，以实现公众教化。同时，在有关博物馆功能定位研究中，将博物馆视之为开启民智的工具，突出其特有的教育功能。是否具有教育功能一时成为判断博物馆与古董仓库的标志。在此基础上业界进一步探讨了博物馆展示原则、服务对象等基本命题，明确提出博物馆应该以民众为主要对象，认为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博物馆在展示方面应该“扬弃旧式只展示孤立的珍奇异宝的方式”，提出博物馆发展应该是大众化的，强调博物馆展览最为重要的目标是“利用物品引起观众的快感”。代表性研究观点有：“现代的博物馆，已不仅为专家学者之研究机关，应更进而为民众教育的机关”，“已经日渐成为大众本位的了”，并把陈列分为“为公众观赏”而设的“兴味本位”和便于专家学者研究的“专门家本位”两种。这种针对不同服务对象设置不同展览的理念至今仍有其鲜活的影响力。

杨钟健提出的“三使命”说，乃是博物馆学产生阶段最有影响的论说。作为早期参与博物馆移植、建馆实践的重要学者，杨氏在相关论著中，明确提出博物馆具有研究、教育和保管三大功能，分别对应科研、教育和保存三大使命。该理论已具备了基本的博物馆学理论构架，对当时及之后的博物馆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三使命”说强调博物馆功能的协调发展，并提出科研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倡导创建自然类、科技类博物馆以普及科学知识。

此时段，中国博物馆学学科产生的另一重大标志是一批专业论著的发表。著作方面，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版发行的有：《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地方博物馆实施法》及《博物馆》等。40年代出版发行的有：《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大纲》等。这些著作多以欧美博物馆经验为基础，为中国博物馆实践寻求借鉴。

与著作相比，此时段博物馆专业刊物数量稍多（表一）。

除了定期专业刊物外，当时许多博物馆出版的临时专刊或工作报告等，也可视作近代中国博物馆专业交流平台之一（表二）。除却以上专业刊物为博物馆论文的及时发布提供平台的同时，许多著名刊物也积极刊登博物馆学文章，作为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影响较大的有：《东方杂志》、《科学》、《燕京学报》及《文物周刊》等（表三）。

众多著名学术刊物的支持，无形助推了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从发表的论文内容来看，涉及到博物馆历史、名称、性质及业务工作的多个方面，为博物馆学观念的阐述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场域。

最能表明中国博物馆学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是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始。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年会提交讨论的重要议题，就有设立博物馆人员训练所、培养专门博物馆学人才及在国立大学添设博物馆学系等,可惜随着1937年战事的发生，该议题被搁置。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正式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学系，并开设博物馆学相关课程。194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下设博物馆学专修科，讲授博物馆学课程，时学制两年；生源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应考较多的专业为史学、中国文学等；留美专攻博物馆学专业归来的韩寿萱兼任该科主任，裴文中、唐兰、沈从文、陈梦家、张政烺等知名学者均兼职该科授课。

二、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初步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初步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政治色彩浓厚，致使该时段博物馆学史研究长期被简化，未能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实际上，仔细拨开历史的迷雾，可以发现除却专业学术团体缺失外，此时段中国博物馆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专业论著及专业教育方面并非乏善可陈。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此阶段受意识形态影响，开始突出强调博物馆的政治使命，尤其关注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思想性、阶级性及政治性，政治手段开始涉入博物馆具体研究及实践中。1950年3月，文化部发布文件指示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方针，要求在具体陈列中贯彻科学性、思想性及艺术性。1951年4月，在业界展开讨论博物馆“为谁服务”的基本命题，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博物馆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从而大大强化了博物馆的政治使命意识，政治正确成为检验博物馆研究及实践的首要标准。1951年11月，文化部正式下发《关于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指示》，从国家政策方面规划了博物馆的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等。1956年5月，北京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将博物馆性质、业务概括为“三性两务”，成为影响博物馆研究及实践的重要指示；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服务》，向全国宣传博物馆的性质与任务。

政治形态渗入博物馆学研究及实践还表现在，作为政治选择，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博物馆学从理论到方法的全面学习苏联。1950年1月，国家文物局资料室编辑《文物参考资料》，开始陆续刊登苏联博物馆学理论。随后不久，在派出代表团和留学生到苏联博物馆访问、研究进修的同时，积极邀请苏联博物馆学者前来中国讲学。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学习苏联博物馆学，相关机构还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苏联博物馆学相关论著，据统计约有近百部（篇）。其中对中国博物馆学影响较大的有：苏联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编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关于地志博物馆科学研究、搜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等，涉及博物馆研究及实践的多个方面。而以建设各省地志博物馆为重点开展的从上到下学习苏联博物馆学理论和方法的活动，对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影响更大。当时不但全面接受苏联博物馆学者提出的，要求博物馆收藏的实物“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以政治支配实物”，还明确规定“陈列展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等。受之影响，博物馆开始成为政治宣示场，博物馆学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逐渐增强。

此阶段，虽然总体上博物馆论著数量增多，但如前所述，苏联博物馆学的译著所占比例较大，国内研究论著较少，影响较大的有：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文化部文化学院铅印的《博物馆工作概论》等。两书在理论上、方法上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很大，以博物馆业务工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偏重于指导博物馆工作实践。《博物馆学概论》一书提出构建中国博物馆学的问题，囿于时代，该书所指中国博物馆学，更多是指中国博物馆实践工作，而非理论体系的探讨。

专业教育方面，随着新政权的稳定也逐渐有所开展。1951年2月，教育部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在高校设置博物馆学系，以便培养新的博物馆学专业人才问题。1951年，西南师范学院率先设置图博科，并于当年9月招收博物馆学员，定学制两年，1953年停办，共招收两届学生。此后，文化部在1958年7月颁布的《文物博物馆事业五年发展纲要》、1960年3月讨论的《博物馆事业八年远景规划》及1960年工作计划时均涉及博物馆学专业教育问题。1960年4月，南开大学响应国家号召，在该校历史系下开设博物馆学专门化班，定学制一年半，生源为历史系大四学生；开设博物馆学概论课程，另设文物、考古等专题讲座。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门化教育是中国博物馆学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可惜不久停招。在南开大学之后，文化部文化学院开办博物馆学系，招收专业学生。为配合教学需要，文化学院当时集体编写了《博物馆工作概论》一书作为专用教材。

三、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学科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段，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专业化建设都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表现在学术讨论活跃程度、论著质量、专业刊物数量及专业教育规模等方面尤为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开始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0月国家文物局研究资料室编印的《文物通讯》上公开倡议博物馆学研究；该刊随后刊发的文章《建议开展博物馆学研究》引起业界对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视。不久，南京博物院组织召开博物馆学座谈会，此后，《文物通讯》连续发表《略论博物馆学的对象和方法》、《做好基础工作，开展博物馆学的研究》等论文，拉开了博物馆学理论研讨的序幕。

从学科建设意义上看，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承德博物馆学讨论会为新的博物馆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讨论会上首次将博物馆学体系结构作为学术命题提出，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博物馆学建设方向。更可贵的是，与会专家、学者一致强调必须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来建设。此种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不啻为此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此后，博物馆学一些基本议题开始得到业界的重视并展开了探讨。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后，立即就博物馆学体系结构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中国博物馆》杂志编委会以《国际博物馆学研究的趋势及我国博物馆学研究的现状》为主题组织座谈会，以推动博物馆学的深入探讨；该刊编委会同时邀集专家学者就《如何开展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进行专题笔谈讨论。此两次研讨会的共同关注点均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研讨会后，又集中发表了参与讨论的各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修正原有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博物馆学研究倾向，倡导关注中国博物馆建设实践，关注博物馆学基本命题的探讨。

可喜的是，业界此后开始重视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创建、博物馆学学术名词审定和规范及中国特色博物馆学方法论等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就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学者提出与西方博物馆学体系不同的中国博物馆学三个体系，即传统博物馆学和现代博物馆学体系、理论博物馆学和应用博物馆学体系、博物馆学专业体系等，将博物馆学史、博物馆分类学、博物馆收藏学、博物馆陈列学、博物馆艺术学、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管理学、博物馆建筑学等都纳入博物馆学专业体系中。方法论方面，一致认为中国博物馆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博物馆建设实际建设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尤其强调博物馆学应该关注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实践，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应该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甚至有学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学，必须坚持以博物馆实务研究为主，更多地研究博物馆工作方法、工作程序等，反对“经院式”105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的理论研究。多数观点认为基础理论的研究应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尤其是博物馆的本质、功能等问题，不但是整个理论探讨的核心，同时也是博物馆学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志。

此阶段，最具哲学意义的博物馆学研究表现在学科研究对象探讨方面，即就博物馆学研究对象是博物馆或博物馆发展规律之问题展开的争论。多数学者沿袭传统观点，认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博物馆。而王宏钧、梁吉生从学科学理建设的高度进行了不同的思考，认为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形而下的实体机构——博物馆，应该遵循学科的一般界定，将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重新调整为博物馆的发展规律。熊建华研究提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学科意义上的博物馆而非机构的博物馆，在不同语境下“博物馆”具有不同的涵义；为了更好地说明该观点，熊建华还从哲学层面提出博物馆学的特点是既围绕藏品又跳出藏品，既着眼于博物馆又不囿于博物馆。以上研究可视为经过政治统帅时段后，业界对博物馆学研究的一种理性回归。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致用思想在博物馆界影响的增大，博物馆学开始偏重于应用博物馆学研究。博物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的实践学科的观点被普遍认可，从而一味强调应用理论的研究，反之将基础理论研究批为经院式的，甚至批评基础理论研究是在书斋里构筑完美的理论体系，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1991年国家文物局在上海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重点介绍了上海博物馆的陈列和管理经验，倡导博物馆观念更新和陈列手段创新。业界开始以博物馆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实务为命题进行具体事务化的研究。1994年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北京会议后，受国际博物馆学研究转向实务的左右，中国博物馆学也一改宏大的基础理论研究模式，出现了研究课题具体化、零碎化的趋向。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方法论意识逐渐淡化，甚至一度让位于实务研究。具体表现在1994年后以博物馆实务探讨为主题的研讨会逐渐增多，就博物馆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而召开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却随之减少，并最终导致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不被重视。对此苏东海评论说：“这些年博物馆理论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研究现实问题，忽视了博物馆学（一般博物馆学）的建设，博物馆的基础理论是滞后的。”

专业学术团体方面，在全国范围内以研究博物馆学为宗旨的多层次、多专业的学术团体在此时段先后建立。其中影响较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有三个：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1980年）、中国博物馆学会（1982年）及中国农业博物馆协会（1984年）等。尤其是中国博物馆学会，建成后很快就成为促进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形成开展学术研究的全国性平台。全国性学术团体下又设专门委员会，如中国博物馆学会就下设陈列艺术委员会（1984年）、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1987年）及社会教育委员会（1988年）等，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使博物馆学的研究更加精细化。同时省市一级创建的博物馆学相关团体也多达19个，基本建立起博物馆交流的专业网络。

专业学术团体成立后又积极创办专业学术刊物，为博物馆学研究搭建新的学术交流平台。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的《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吉林省博物馆学会主办的《博物馆研究》、南京博物院主办的《东南文化》、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及河南博物院主办的《中原文物》等，这些刊物均以博物馆学研究为宗旨，大量刊发优质的博物馆学论文。随着博物馆学专业论文刊发数量的增多，开始引起学界对博物馆学学科研究的关注。

此时期，一批高质量的博物馆学专业著作也先后出版发行，较有影响的通论性专著有：《博物馆新论》、《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博物馆的沉思》等。作为文博通用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书首次将博物馆学单列论述，扩大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影响；此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同样将博物馆学单列重点阐述。与此同时，还先后编译出版了：《博物馆概论》和《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世界趋势综览》等。

专业教育方面，此时段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1978年，杭州大学率先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创办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未果；1979年，南开大学得到教育部批准，组建博物馆学本科专业，1980年秋在历史系正式招收本科生，此是1949年后首次将博物馆学专业纳入大学正规招生教育体系之开端，影响深远；1981年，杭州大学也开始招收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生。博物馆学教育进入大学体系为此后的博物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新一轮博物馆建设急需专业人才的局面，国家层面更加重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工作。1983年，胡乔木在讲话中提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培养各方面的专家和专业人才，掌握关于历史博物馆和各种专业博物馆的知识和技术。这除了已有的博物馆的努力外，还需要教育部在一些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博物馆专业，培养大批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南、西南和华东培训中心的博物馆学培训班也相继开学，先后培养学员近二百人。在开班培训的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专门邀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专业教师，就培养文博专业人才问题进行座谈。国家层面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1984年，复旦大学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开设全国文博干部专修班，高校开始承担行业急需专业人员的培训任务；同年9月，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招收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至20世纪90年代末，开设博物馆学本科专业的大学已近30所，南开大学、杭州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成为博物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阵地。

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走进大学课堂，不仅反映了博物馆学专业化的发展程度，而且标志着博物馆学在教育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博物馆学在大学里逐步赢得新的品质，明显地加强了理论思维，以经验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博物馆学，开始拥有学术尊严。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同时，大学教育也为博物馆学的专业认同提供了共同的知识体系。

四、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反思

通过以上学科史的梳理、回顾，不难发现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实践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凸显与当时救亡图存为一切行事标准有着密切关系，开启民智成为博物馆义不容辞的社会使命；50-60年代，建国初期的政治取向促使博物馆肩负起了特殊的政治使命；直至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才重新回归探索其文化使命。源自西方的博物馆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道路并不平坦。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同样带有中国时代特色。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进行的引进、模仿的一次移植性思考，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研究多锁定在对西方博物馆学的诠释上，虽起到了博物馆学知识启蒙的作用，但还谈不上理论创建。观点上，多转引西方博物馆学著作的现成结论；在论述内容上，偏重于博物馆具体工作的说明和西方博物馆情况的介绍，目的性和实用性极强而缺乏对博物馆基本规律的揭示和中国经验的科学概括。利用西方的图书文献资料，参阅中文资料，著书立说、补益时政的学术研究模式，是国人认知世界过程中一种无奈但必须的选择，而由此产生的强烈功利性的经世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学术研究的深度。以《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为例，当时设置的论著栏目刊发的多为欧美、苏联博物馆工作方法、经验的译作。据统计，两卷论著栏目共发表论文14篇，译作占6篇，近乎一半。这种移植式的博物馆学构建，应按照文化移植、文化迁移、文化交流的基本理论和路数来理解。与近代中国其他新型学科构建过程一样，博物馆学的早期基础理论研究十分缺乏人才，多由归国留学生来充当主力，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人才短缺及留学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储备有关。

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的博物馆学研究是一批学人有关博物馆学的学术追求的话，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研究及实践受政治左右，为政治言论服务，极大地削弱了博物馆学的学术性与知识性，客观上影响了博物馆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在此后很长时间还以各种方式支配着中国博物馆学的阐释。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正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并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一定的探讨。遗憾的是，此后随着博物馆实务发展的需要，业界研究重心转向实务工作，而此时的博物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远未建立。中国博物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造成当下博物馆学理论不完善的结果。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业界当时未能准确地把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性和本质，对博物馆学的认识仍然缺乏清晰的理解，进而导致认识和表述上的含糊不清。

综之，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产生、发展至重新发展的几个阶段，已初步具备了独立学科的品质。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走出了简单模仿照搬的研究模式，开创了独立思考的新局面。无论是学科总体的构建，还是研究问题的角度，都开始以中国博物馆事业实践为中心，以建设中国博物馆学体系为标的。然而囿于经验，中国博物馆学至今仍未突破基础理论研究的瓶颈，未能形成有影响的理论学派，使整个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实际上，博物馆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多方利益竞逐的过程，受复杂的文化政治影响，该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远非博物馆学科本身所能解决。而如何在对已有学科理论及实践的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积极探寻适合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博物馆学理论及实践方式，重视博物馆学基本哲学及方法论探讨，是当下博物馆学学科发展亟需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