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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来源：

中国博物馆

作者：

黄春雨

发布时间：

2023-03-28 13:40

内容提要

社区博物馆和后现代主义都产生或发展于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的20世纪6、70年代，社区博物馆的不少特征或多或少地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社区博物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整体博物馆、部落博物馆等在不同的语境下也被视为社区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博物馆，西方的社区博物馆将视野投向了历史文化与空间合二为一的社会体文化和亚文化。中国具有发展社区博物馆的文化土壤，整合古代会馆和宗族祠堂文化，以全新的社区博物馆理念，在具有较高文化自觉度、文化较为丰厚、文化空间纵深足以支持其化解各种外来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区博物馆大有可为。
关键词：社区博物馆；后现代主义；会馆文化；祠堂文化

一、社区博物馆的产生与后现代主义

谈到社区博物馆人们往往把它的产生和1967年建立在华盛顿黑人社区的美国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或有称之为邻里博物馆)联系起来，更由于肯尼斯·赫德森将其预测为未来具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而对世界社区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和诞生在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兴起于墨西哥的整体博物馆成为新博物馆运动的主要标志。
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以及整体博物馆都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并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矛头直指西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主流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反传统、反现代文明运动：“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如女运动、性解放、摇滚乐、嬉皮士、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茶。这股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形成的反传统、反现代文明思潮根源于人们对在工业社会中感受到的难以言状的压抑以及对人性的摧残，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制度对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现存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并把种族主义问题和少数民族居住区贫困问题提到政治讨论的中心，唤起了人们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存在的诸如环境、弱势群体、弱势文化等问题的关注和理性思考，使多元文化价值观念渐入人心。
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就在这种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了。主张拒斥现代性，尤其是不满现代性所提倡的理性选择，所执着的客观准则以及所强调的统一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借助这场席卷欧美的社会运动，声势大振，影响广布。
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的生活，所执着的是以主观体会为依据的自主性而非客观准则的权威性，所强调的是社会活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非标准性的单元性。后现代主义也有怀古的取向，冀求从传统文明中寻求创意。
在国际知识界享有盛誉的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以下特征：首先，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否认它的基础和宗旨。艺术并不源自创造性天才或特殊才干的艺术家的高雅体验。后现代主义超乎博物馆珍藏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或名家手笔之上，并有意模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高雅或严肃艺术与大众流行及肤浅艺术的区别，已不再有充分的根据。其次，后现代主义发现了一种感官审美，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第三，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还是在其他知识体系中，在文学界、评论界和学术界，它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强调以“微小叙事”剥掉全球性知识的伪装，这就使村社居民的“地方性”知识成为了整个知识领域的一种补充。第四，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的异质性的文化。第五，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就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因此，艺术和审美体验就成为知识、经验及生活价值意义的重要范式。
研究社区博物馆的学者往往把参与性、差异性、多元性、分散性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视为社区博物馆的关键词，将博物馆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剧烈变化的世界和关怀社会问题，作为对高高在上的传统博物馆的变革和超越。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试图在制度上以公众参与削弱传统博物馆专业、专家的特权并使之大众化；在宗旨上试图超越文化意义上的博物馆，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工具箱，社会变迁的催化剂。这或多或少地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肯尼斯·赫德森之所以预测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等会成为未来具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是因为它可以回应当代社会存在的五个基本问题：第一，自然环境因人之贪婪而日趋恶化。第二，政治、科学及经济资源操控在美国等少数几个超级强国，分配不均。第三，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去殖民化的新兴国家反而更加穷困。第四，艺术、音乐以及科学知识越来越专业化和专门化，普通民众也越来越无从了解这些知识，而感到被排除在知识权力之外。第五，知识愈来愈权力化和权威化，宏观性的国家、国际理论知识与微观性的地区知识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21肯尼斯·赫德森所忧虑的当代世界存在的问题，需要博物馆去积极应对的思路，可以说和后现代主义有相当的一致性。
如果说我们从社区博物馆或生态博物馆的具体实践中，难以体认到后现代主义对社区博物馆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新博物馆学运动则清楚地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是其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安德瑞·赫恩斯雷德所著的《新博物馆学》提出了一个新博物馆的理想模式：

1.目的：掌握日常生活；促进既定社会的发展。

2.基本原则：彻底面向公众；地区性。

3.结构和组织：小机构；靠地方、地区资助；分散；参与；结成梯队进行工作。

4.方法：复杂的现实；交叉学科；以主题为中心；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

以地区性、日常生活、参与、分散为特征的这个模式以及所谓反博物馆、后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就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后博物馆认为：活动及过程，而不是收藏及展览，才是后博物馆重要的精神。如何与社区互动、沟通协商及寻找各种合作伙伴，进行各种活动、演出等，都是后博物馆所涵盖的范畴。除此之外，后博物馆更强调多元协商及参与，它呈现的知识架构也不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片段的及众声喧哗的。而其内含的价值也不再是客观及理性次序的，而是鼓励合作、协商及多元价值并呈的。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大会主题或博物馆日主题，就会发现不少主题只有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将其意义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如博物馆与文化多样性、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与土著居民、博物馆与全球化等。2011年在我国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开幕式上，国际知名策展人奥奎·恩威佐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人类学教授卢尔德·阿里斯佩所做的主旨报告都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高潮，恰恰也是后现代主义影响广布的时候；而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处于疲态时，又正是后现代主义呈现颓势时期。
超越或对传统博物馆进行革命无疑需要全新的理论，而这理论显然不可能从传统博物馆学或传统博物馆实践中获取，那么借鉴和参考其它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也就自然而然。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和后现代主义都产生或发展于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对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以及新博物馆学运动产生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当后现代主义遭到质疑和批判时，以此作为理论支持的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以及新博物馆学的实践也必然会出现种种困难。

二、社区博物馆——时空概念?空间概念?

什么是社区博物馆?应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具有共识的定义。简单而言社区博物馆是为社区而建，并服务于社区的博物馆。但显然这样定义社区博物馆，并不能从根本上回应人们对社区博物馆的理解。
社区这一概念是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意译而来，因与区域相联系，所以社区有了地域的含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管理与服务愈来愈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英文社区 (community)一词则含有公社、团体、社会、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因此有的社会学者有时又在团体或非地域共同体这种意义上使用community一词。综合西方社会学家研究成果，社区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社区是一个特定地区内的人口集团；

(2)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共同语言、风俗和文化，由此产生共同的结合感和归属感；

(3)每一社区都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和活动中心；

(4)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制度；

(5)每一社区都有它特有的自然条件或生态环境。
社区博物馆进入我国博物馆界视野并受到关注和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6年的《中国博物馆》第4期发表了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等有关生态博物馆的文章，社区博物馆开始进入我国博物馆界的视野。1993年南开大学举办了“中美博物馆学”国际研讨会，曾参与美国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和其它社区博物馆建设的多位史密森学会专家与会，介绍了美国社区博物馆建设的有关情况，
1993年《中国博物馆》第4期发表了部分论文。此后，我国博物馆界对社区博物馆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由于受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政府把社区视为社会管理服务基本单位的事实的影响，我国博物馆界对社区博物馆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必须及如何为社区服务的层面上，而所谓的社区又基本上指向了地域概念。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了自己的社区博物馆实践。2009年，一座被认为是天津市的首家社区博物馆在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崇仁里社区出现，并在一个50平方米的空间内展出了居民们自己动手创作的书画、手工艺品以及平日的收藏品260多件。2010年，有北京首家社区博物馆之称的北京东城区花市枣苑的“花市社区博物馆”成立，展出了古代文物、书画大家真迹及当地传统手工艺人的作品。2011年，有着200多座明清建筑、占地600多亩的福州三坊七巷古街区由国家文物局授牌，成为国家认可的中国第一个社区博物馆。从我国社区博物馆的实践过程中同样不难看出，尽管已有对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的文化进行整体保护的思考，但空间或地域的考虑依然是我国对建设社区博物馆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是否将传统博物馆植入社区就是社区博物馆，或者在更大的区域内以大遗址保护的理念、以露天博物馆的形态在有历史内涵的区域建设的博物馆就是社区博物馆?换言之，社区博物馆究竟是一个历史文化与社会地理合二为一的时空概念?还是一个单纯的空间与社会地理概念?
要想回答上述问题，应该先从西方社会已有的社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际中寻求答案，毕竟社区博物馆发生于西方。不可否认，在早期社区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中，地域性、参与性、分散性和日常生活是其最主要的精神和原则。
史密森总裁雷普利认为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的宗旨：“是在提供当地社区民众一个愉快学习的场所，它没有华丽而高不可攀的殿堂，或艰涩难懂的说明，而是一座‘低压力’的文化设施，致力于营造一个亲和的环境，希望吸引从未进入或享受博物馆乐趣的民众前来参观。在经营管理上，关键字眼是民众的参与，所谓参与，不仅是希望民众能参与展示，而是希望创造博物馆与社区为一体的感觉。”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秉承这一宗旨，推出了《老鼠：人们所引来的苦恼》等不少与社区议题有关的展览。
1981年，法国文化部给在本质上属于社区博物馆的生态博物馆做了这样的界定：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
1973年，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在城郊塔库巴亚开始了博物馆与社区紧密联系并努力服务于社区的试验。塔库巴亚是一个文盲比例很高、儿童几乎不上学的贫民区，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成立了一个由博物馆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联合组成的小组对该地区进行认真的了解，谋求他们的合作，随后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组小亭子，从母馆运来展品，使用了一切陈列手段，创造出了一个生动的、能为不识字的居民所接受的博物馆。该馆很快便成为社区文化中心、总顾问处，参与了诸如卫生、教育乃至婚姻纠纷等事宜。
关注社区议题和日常生活、强调社区博物馆的地域性，在早期社区博物馆的发展中，确实被视为社区博物馆的理念和精神实质。
但至今依然为国际博物馆界深思的是，曾经对世界社区博物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为有十万中下层黑人居民建立的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却在1987年迁离了该社区，成为史密森的正式机构，国家博物馆群体中的一员，接受联邦政府的预算和领导。名称中的邻里(Neighborhood)一词也被删去，更名为安纳考斯提亚博物馆和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中心，服务对象不再是社区居民，收藏、展览政策也基本脱离了社会议题和日常生活。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法国，1990年后，以“所在地人民和公共权利机构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只为社区居民服务为理念，具有文化民主和革命色彩的所有法国生态博物馆被体制化，如同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一样也成为了法国博物馆体制下的正式成员。1992年，肯尼斯·赫德森不无失望地说“如果说法国境内现在28个被公认的生态博物馆，其中没有一个是完全践行它们原本的宗旨，应该不是过激之辞。”121肯尼斯·赫德森失望的原因是生态博物馆已放弃了社区人们参与主导经营管理博物馆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也在土著社区建立了一批博物馆，“其中的一些博物馆促进了社区内的文化更新与传播。其它的充当着当地土著社区与外界的媒介，一方面向参观者提供文化解读工具，一方面力求增进澳洲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和谐。这些博物馆中，一部分很成功，很多仍然在努力，剩下的无人问津，年久失修。”
可以这么说，社区博物馆在其发展历程中，创新与回归交错演进。不少以回应社区诉求、解决社区日常生活问题，只服务于社区居民，具有理想和革命色彩的博物馆，最终又回归到既有的博物馆体制内，回归到了自己所擅长的遗产领域，而那些依然坚持回应社区诉求、解决社区日常生活问题，致力于文化知识民主化和分享权力的社区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种种问题，困难重重。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博物馆发展趋势来看，西方的社区博物馆似乎已不再执着于曾经激进的理念，开始理性的回归，将视野投向了历史文化与社会地理空间合二为一的社会体文化(有一定的源头、一定的存在区域“地域的或社会的”与一定的发展历程)和亚文化(团体或共同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对族群文化遗产的保育和传承取代了对社区现实议题和日常生活的关注。移民博物馆、女性博物馆、土著博物馆等可视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博物馆发展趋势的代表。
“重视和体现(认知)世界范围内的妇女生命 (生活)”,“通过历史、艺术文化方面的展览与项目，来扩大全球妇女的声音，开展教育、引发沟通对话，建设社区，并付诸行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国际妇女博物馆的使命)移民博物馆是社区的中间集结点。文化节和展览会把一个社会老老少少集合起来，探索他们的遗产和传统，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个人成长、自我意识、尊重以及社区内每个人的幸福提供了论坛。即便是特定的种族社区也不是完全同宗：各小组都有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阶级和政治。不论什么时候博物馆与社区小组合作，我们都鼓励传递并展现此类差异。(澳大利亚墨尔本移民博物馆社区联盟)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社区博物馆已经和早期在一个单纯的空间与社会管理地理概念下，回应社区诉求、解决社区日常生活问题，只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模式渐行渐远。社区博物馆的概念已经悄然变化，有一定的源头、一定的存在区域“地域的或社会的”与一定的发展历程的社会体文化(族群),以及具有特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亚文化(社群),成为社区博物馆的指向，
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社区博物馆的理论指导，对民族或族群文化遗产的保育和传承，发展为社区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目标，社区博物馆的概念愈来愈显现出时间(历史文化)与空间(社会地理)合二为一的特征。

三、我国社区博物馆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我国具有发展社区博物馆的文化、政治和哲学土壤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仅存在源于西方文明的传统博物馆现象，也不乏社区博物馆意识。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民族与其它民族不断融合形成的，儒学作为主流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了极强的凝聚力，但这并未淹没因族源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鲜活的区域文化，令人魂牵梦萦的乡土情结。
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官吏易籍就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求学、求仕、求生、求利、求富的欲望驱使下，社会流动加快，移民出现于全国各地。出于共同的地域观念、心理情感上的认同需要，一种有别于官方组织的社会性机构——会馆产生了。上至京师，下至边远地区几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甚至漂洋过海落户于海外。会馆的建设与管理由官绅、富商及其它同籍人自发共同参与完成，大者规模煌煌、雕梁画栋、檐宇连绵。它以乡土为纽带，传统优良的道德观、价值观为指导，以定期与不定期的聚会、娱乐为活动方式。其目的和功能由最初的聚乡人、联旧谊逐步演变为客居异地他乡者的社区文化中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几乎每个会馆都有自己的乡土神，这些乡土神多为各地历史、文化及道德的象征，如浙江祀伍员、安徽祀朱熹、重庆的贵州会馆则祀汉唐至清14位“护国家、庇民人、扶名教、植纲常”的乡贤英烈。祭祀拜谒乡贤是会馆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也由此而成为客籍人的精神家园。建筑是凝固的文化，一些会馆不惜千里迢迢从故乡运来建筑材料，聘请家乡工匠极力营造一种乡土环境，满足客籍人的感情需要。北京福建会馆建有一个“麦饭厅”,楹联为“满目蓬蒿孤客泪，一盂麦饭故乡情”,乡人聚会分别会饮于“燕誉”、“榕荫”之堂，“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浓郁的乡情为无数游子带来莫大的心灵慰藉。北京歙县会馆等还设有观光堂、题名榜，记载历代登科及第、出宦入仕者名录，它和厅堂处处高悬的鼎甲匾额，成为客籍人自信心、自豪感的源泉。戏楼是会馆又一处展示乡土色彩、文化特征的景点，一幕幕以本土历史、文化、生活为题材的戏剧，不仅满足了客籍者的娱乐需求，也成为实施乡土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地方戏曲在全国的传播，会馆功不可没。而在大一统的中国，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特征的，戏曲可算其一。会馆的又一重要作用为“得相赞、失相匡、喜相庆、灾相恤、忠孝友悌相与黾勉、道德艺术相与讲求”,是整合社区内部、谋取社区发展的工具。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对会馆文化作更多的展开，只是想表述明清时期出现的会馆是客籍者作为弱势群体、弱势文化为谋求自身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出于文化与心理的认同而自发形成的社区文化中心。它依赖于乡土文化和乡土情结使自己具有了生命力，背井离乡的客籍人也因它的存在，而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习俗、传统和文化，并因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的根和文化，开辟出了适合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的会馆是否暗合了社区博物馆的某些因素，或许有必要予以研究，但本文借此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排斥社区博物馆，甚至具有天然的情缘。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自觉地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才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源于祖先崇拜的宗族祠堂，随着历史的进程，其功能逐步扩展为宗族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它不仅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祠堂为合族所有，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有时甚至发挥着比官方的里甲组织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下有祠田、义庄、义塾，既用于扶危济困及教育、娱乐等活动，也从经济上保障祠堂的正常运转。祠堂设置从福建义序“义山黄氏宗祠”可知大概。祠堂正厅设有20多层神龛，每层列朱漆金字27位祖先牌位，厅堂上下栋梁，尽悬“进士”、“举人”、“文魁”、“武魁”金字匾额，宗族的历史、荣耀由此可见。后进设“议厅”,为族老议事及族人聚会之处。祠堂收藏并编修族谱，其内容大致有：谱序、恩纶录——记录皇帝颁给该族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御制碑文等各种恩宠；像赞——祖先画像、赞词及遗墨、世系、世系录、派语；宦绩考——记载出宦入仕先人的历史；传记——有善行族人的历史；坊墓——宗族墓地及其形胜；先世考辩——叙述宗族历史；著述——辑录与开列族人的著作及著作目录等。祠堂并有族规及祖宗遗训，规范族人道德、整合族人行为。祠堂之于中国封建农村社会影响之大，已成定论，遗风今日犹见。
此外，被称之为汉族亚族群的客家人具有强烈的族群意识，其基本网络都具有公共、家族和军事自卫的性质，以其独特的语言维系并识别客家人的共同身份。
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会馆文化、祠堂文化以及客家文化等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博物馆之路。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园，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制定了各民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费孝通先生将其归纳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及“多元一体。”这就从政治上保证了以“有一定的源头、一定的存在区域‘地域的或社会的’与一定的发展历程”为指向的社会体文化(族群)社区博物馆的发展。
社区博物馆追求文化平等、社群和谐，需要社区博物馆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有支持其理念的哲学基础，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恰恰就是和谐，即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在追寻自然系统(天)的和谐；有机系统(人)的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致力于整体的均衡与和谐(致中和)就是我国社区博物馆发展的中国哲学基础。
(二)我国的社区博物馆应该由对都市新兴社区的关注转向对农村社区的关注
我国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接触和了解到了社区博物馆，并展开了不断的研究，但直到近年来才有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以及个别被称之为社区博物馆的出现，究其因，就博物馆界自身而言，把关注点过多地放在随着都市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新兴社区恐怕是主要原因，把服务于社区混为社区博物馆，对我国社区博物馆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大概也不小。前文提到，确实在社区博物馆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社区议题和日常生活、
强调社区博物馆的地域性和只为社区服务是其基本特征，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却又回归体制，回归遗产领域的事实，值得我们高度注意。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在于各国政府调整了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种族政策，介入了所谓贫民区的改造，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社区博物馆所要解决的社会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自然被弱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区博物馆在帮助社区居民获得有关日常生活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而单纯空间性的社区人口流动性增大，缺乏由历史形成的文化凝聚力的支持，社区博物馆的存在意义当然也就成了问题。
我国都市的新兴社区是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来自不同地方的民众聚合而成。新兴社区居民没有共同的“小文化”,也缺乏共同的“小记忆”,与其它社区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差异性，由于较高的人口流动，也难以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文化价值。网络时代信息的即时化和获取日常知识的便捷化，也使得社区博物馆再去关注日常生活变得没有意义。
由于我国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滞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下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其中不仅包括历史建筑等有形文化遗产，还包括很多珍贵的民间艺术、信仰、风俗传统等无形文化遗产。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2003年至今已经评选并命名了4批共143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这些村镇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在古代农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村民共同创造了当地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人身份的标志，但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地域文化原有的鲜明特色正在不断消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在现代化的都市中，他们感到迷茫，既融入不了城市的主流文化，又对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这种文化传承与农民自身文化需求的不协调是当今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欧美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过往的经验，将关注点投向传统农村社区，关注文化多样性，致力于族群文化遗产的保育和传承。成功的社区博物馆将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产生有力支持。
法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立场坚定，毫不妥协，有学者尖锐指出，以文化立国的法国之所以态度如此强硬，目的并不在维护农民利益，而是在保护法国文化，因为法国将农村地区视为法兰西文化的源泉，如果农村出现了问题，法兰西文化也将枯竭。人类学家乌泽尔说过这样的话：“地理意义的村庄是微小的，而社会意义的村庄则绵延数千里。”
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会馆“得相赞、失相匡，喜相庆、灾相恤、忠孝友悌相与黾勉、道德艺术相与讲求”的宗旨，与古代中国宗族祠堂收藏编修族谱等功能有机整合，赋予社区博物馆全新的理念，选择一些具有较高文化自觉度、文化较为丰厚、文化空间纵深足以支持其化解各种外来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寨，完全可以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博物馆，为新农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