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策展的“活态化”叙事与关联建构

摘要:“活态化”是非遗展览区别于其他类型展览最突出的特点,非遗展览的叙事策略是“见人”“见物”“见生活”。“见人”在于建构观众与非遗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系,形成文化认同,“见物”在于明了非遗物品的具体功用及其文化意义,“见生活”在于传承非遗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在策展手法方面,可以运用“加法”和“减法”原则来构建非遗展览内容,提升展览内容的可传达性,使观众可以感知非遗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乐于从事非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活动。

关键词:非遗策展;“活态化”叙事;关联建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各个类型和层次的非遗项目的抢救性记录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未来非遗传承工作重点应从挖掘和抢救转移到传承和传播上,从而拓展非遗的发展空间。我国目前的非遗策展实践非常活跃,其中每年以世界文化遗产日为节点策划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数千项之多,其他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典型项目,以及各地举办的各种非遗主题展览都为非遗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舞台。另外,很多非遗主题博物馆、展示馆或者展示空间也为众多非遗项目提供了常态化、固定的展览展示场所。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中国非遗元素参与展览展示,促进了我国非遗文化的全球传播。这些非遗策展实践在国内遍地开花并走出国门,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代表符号。

目前,非遗展览策展和实施的难度都较大,展览一般以实物为主,图文、视频等为辅,观众看到的只是与非遗项目有关的静态物品或视频影像,往往不能充分传达非遗项目的“非物质性”特征,也不能将非遗本身的核心内涵和精神气质表达清楚。由于缺乏线索引领和意义建构,观众会觉得自己与展览无关,也无法看懂非遗实物背后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力,更不会建立长效记忆和情感。因此,非遗策展需要尊重和研究非遗本身的“非物质性”特征,向观众展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更完整的非遗文化。

一、非遗展览的定位与策展目标

在非遗传承与传播中,展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它可以用视觉语言阐释和呈现非遗的魅力。不同于非遗实践或非遗传承、保护、交流等活动,展览可以更直观地为观众呈现相关非遗内容,并让非遗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传播。展览也可以推动非遗的活化和传承,进而为非遗的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展览现场并不是非遗的原生环境,因此需要对非遗展览进行准确定位,制定合适的策展目标。

(一)非遗展览的作用和受众定位

非遗展览不仅要关注专业人士,而且要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同时细化观众管理,开展针对性的活动,培养和扩大非遗爱好者群体和文化产品消费群体。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是非遗传承的核心力量,传承主体对非遗项目的坚守和积极传承、保护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共同构成了非遗项目的完整性和生命力。广大观众为非遗传承提供生存土壤,他们决定了非遗项目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周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

在不同非遗项目中,观众的参与程度不一样。在一些群体性非遗项目中,如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等场合,受众往往直接参与其中,他们既可能是传承主体也可能是保护主体。他们对这些非遗活动的主要流程、地域特色、形成原因和精神内涵等有所了解。另外,在一些非遗项目中,观众可能仅仅是被动的受众,例如那些对传承人的独特技能依赖性强的非遗项目,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等,观众很难掌握核心技能,若将他们发展成爱好者和消费者将更有意义。

非遗展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很难让观众参与到非遗项目实质性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去,但是却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公共教育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非遗,让原来接触不到或者对非遗项目了解不深的群体,看到非遗的文化价值,了解非遗传承和实践过程中的故事和情感,进而产生与自身相关联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那些受限于历史、地域、民族和时间的非遗项目可以借助展览来拓展生存空间,开发潜在市场,并在与观众互动的过程中,将其典型产品、作品等推介给大众,吸引社会关注、投资和消费。

(二)非遗展览的策展目标

1.尊重“非物质性”规律,淡化“物质性”内容

展览一般要以实物为依托,但对非遗项目来说却存在一定难度,因为非遗的核心特征就是“非物质性”和“无形性”。这使得很多非遗项目的可展示实物受限,例如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等,或者没有实物,或者是文字、文献这种展示起来观赏性弱的内容;又或是对项目蕴含的文化属性表现不足的,如演艺乐器和竞技道具等。其他如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虽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性会相对较好,但实际展示效果也可能会不理想,例如体积太小或过大、展品类型相似度高、规格和形状复杂、实用性大于美观性、对展览场地和展台要求高等,甚至生鲜食物、药物等这些不适合展出的实物等都广泛存在于非遗项目中。另外,很多实物只有在动态流程中才能让观众充分了解它们的魅力所在,例如制作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时间的沉淀带来的效果,人的巧思和精益求精过程中的匠人精神等,这些在成品中并不能体现出来。

因此,非遗展览应更关注“见人”“见物”“见生活”,淡化物质性的展示,将展示重点放在更能体现非遗特征的流程性、时间性、实践性、群体性、传承性等方面,将项目背景、过程和历史、特色、典型传承人、典型活动、典型场合等进行视觉化展示,并对非遗项目的内涵、意义和故事等进行生动阐释。

2.为非遗营造开放的传播和体验空间

策划和实施非遗展览,可以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非遗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的方式来实现。固定的空间适合策划较为系统的常设非遗展,一些公共展示空间、活动空间甚至商业空间可以策划流动展。无论哪种展览,都为非遗传播提供了实体空间。发生在广泛社会生产活动场所或者工作室、作坊里的非遗项目应在固定开放空间中集中展示,特别是部分非遗项目受区域、场所、时间、传播范围和人群等限制,生存环境相对封闭,在固定空间内展示可以突破上述局限,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这类非遗项目。

“空间”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原生环境和文化景观。在非遗传播传承中,既要做好项目自身的保护与传承,也要保护它们的原生环境。非遗展览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在展览现场营造非遗项目生存的原生环境,尽管这样的“还原”并不能完全模拟非遗的本质生态,其原真性在业内也有一定的争议。在非遗项目策展中应避免为了营造“古朴”或“天然”的场景而故意误导观众产生“时间维度上的错置和空间维度的切割”[2],但是在展览中为展现原生环境可以提供更多客观的信息线索,即为观众提供一个文化“空间场景”。这样也利于观众将非遗项目放在原生环境中去了解,也更能建立观众和非遗项目之间的情感关联,即“计划性的地方感是一种重新建构地方认同和地方现实的有意识尝试”[3]。

因此,非遗展览的策展重点应是营造叙事和体验空间,而不仅仅是展示实物,应该让观众觉得步入展览就能够体验一个或多个非遗项目的生存环境、发生过程、典型活动等,让观众通过展览空间对非遗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而非仅仅了解非遗的物质化代表和成果。

(三)展示和诠释非遗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

非遗策展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在当代语境中展示和诠释非遗的价值和生存潜能。很多属于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仪式庆典、表演艺术等与时代有所脱节,但仍有值得珍视的文化价值,展览对这些价值的挖掘将给非遗项目的生存带来可能性。以东北二人转为例,虽然这种“又土又俗”的民间戏曲样式已经不适应当下的主流审美需求,但是它仍有很多民俗文化价值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例如,二人转中的乡土情结,二人转演员为了生存所形成的对观众的尊重和与观众维系关系的能力,为了稳定师徒关系、戏班子关系所形成的和谐的利益分配方法和职业道德,这些民间习俗依然对当前艺术管理领域的市场拓展和院团管理有借鉴作用。再如,东北的满族说部这种口头文学样式,虽然已经不再流传,也失去了生存土壤,但是其作为一种优良的家风建设和家庭教育方式,在传承家国情怀、铭记家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维系家族情感和家庭文化方面仍然对现在的家庭教育有良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前,很多非遗项目带着“乡土味道”走进城市,成为城市化转型中非常有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内容。虽然探讨当代价值也是非遗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关注的话题,但是相对于学术研讨和交流而言,非遗展览更容易走进一般观众,也更直观生动,可以将这些当代价值通过展览的方式加以诠释和传播。

二、非遗展览的“活态化”叙事

活态化传承是非遗保护领域的一项共识,这也是非遗策展中活态化叙事的理论基础和原则。当然,非遗展览需要策展人对非遗项目有深刻的了解,学会做“加法”,并对非遗项目所包含的人、物和生活有深厚的情感。

(一)“见人”原则

1.见传承人

非遗策展的第一个原则是“见人”,即见人的实践智慧和情感关联。和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借助人才能展现其价值,它“重视人的价值,重视活的、动态的、精神的因素,重视技术、技能的高超、精湛和独创性,重视人的创造力”[4]。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传承人,是他们完成了非遗的活态化传承与发展。因此,“见人”首要是指见识传承人的实践智慧、技能及其匠人精神。

2.见参与人

在非遗体系中,还应有参与人群体,他们构成了非遗项目生存的群众基础。以东北的民间演出艺术为例,朝鲜族的农乐舞、蒙古族的安代舞、满族的秧歌等,并非一种单纯供人欣赏的舞台表演,而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人群中举行的庆祝、纪念、娱乐或祭祀等活动。活动中,众人或分享喜悦,或体味神秘,或进行情感交流。这些参与人在非遗策展中十分重要且具有故事性,也更能体现非遗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

3.见保护人

由于我国对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十分重视,因此涌现出一大批非遗保护人。他们通过学术研究来提升非遗的文化品位,通过传播推广来扩大非遗的群众基础,通过市场开发来为非遗事业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非遗保护人利用学术平台、媒体、展示空间和市场等为非遗保护发声,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开展非遗保护。以满族说部为例,除了自身家族有说部故事的传承人和听故事的参与人,还有很多群体和个人耗费心血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满族说部。

因此,“见人”原则中的“人”包括传承人、参与人和保护人。“见人”的展览呈现方式并不仅限于人在展览现场出现,或者扮演讲解、表演等“会说话的标签”的角色,而是用展览呈现他们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展览阐释中“见人”可借鉴研究者提出的路径:“尊重非遗的活态传承与科学保护规律、尊重传承人对持有项目的认识与情感、尊重非遗保护实践者的辛勤付出。当然这些尊重都不应只体现在展示说明文本上,而应贯穿在整个展线叙事的内容选择与侧重上,在展陈中呈现代表性实物细节,在阐释中讲述真实客观的情节,在潜移默化中呈现匠人精神的实质。”[5]“见人”就是将围绕非遗项目的各相关方进行全方位展示,这也是非遗价值的表征。

(二)“见物”原则

“见物”,即见物本身和物的指涉意义。这是很多非遗主题博物馆或者展示空间采用的主流展览模式,例如各地的民俗博物馆、工艺美术博物馆展出的典型工艺品或代表性作品等。这些实物承载着相关非遗项目厚重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工艺水平,是非遗文化可见的物质载体,大部分具有很强的展览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过,非遗中也存在大量不适合展览的物品。例如,二人转艺术中简陋的煤油灯,它本来就平平无奇,看上去也与二人转艺术关系不大,但它是早期二人转演员在一些不具备舞台条件的地方,夜间演出时作为舞台灯光使用的。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个“舞台照明设备”需要二人转“下装”演员(男角,一般也是丑角)拿在手里面或者顶在头顶,并且在演出全程中要保证这个微弱的灯光一直能照在“上装”演员(女角)的脸上,以美化女演员的舞台造型。如果在展览现场只放一只老旧的煤油灯,不管形式设计如何时尚、精美,观众都很难了解其指涉的意义。

实际上,非遗项目中存在着大量乡土气息浓厚、外形简陋、作用模糊但是有着多层指涉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如果不展示,或者单纯展示物品本身而不加以阐释,会让展览显得平淡,也会让观众错过很多鲜活有趣的故事。因此,非遗策展的“见物”,一定要淡化展品的物质属性而强调它与该项目的关系及其功能和文化价值。如果单纯从物质属性来展示非遗物品,就会陷入对材质、技艺、工艺、类型、外观的追求上,从而淡化非遗的活态化属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扭曲展品的非遗本质。

因此,“见物”旨在诠释物品指涉的文化属性和意义。例如,在东北二人转博物馆中,从“见物”的角度展示了一些吉林农民画家围绕二人转创作的作品。通过那些作品,观众不仅能感受到农民画的质朴,也能领略民众对二人转文化的喜爱。

(三)“见生活”原则

“见生活”,即见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艺术文化传统,是通过活动、习俗、程式和情感认同而传承下来的集体记忆,而不是固化、客体化的文本形态。“所谓活态传承不是单纯的保存原始特征,而是要保护、培育成长机制,保护文化群体的生命力延续与表达。”[6]

因此,非遗展览中呈现非遗的原生环境是常见的展览手段。不过,“见生活”也并不仅仅是这些场景的还原和拼贴,而是通过场景、过程和变化去透视环境所代表的文化基因,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

1.见场景和过程

“场景之于非遗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其一在于从实物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展示维度下信息编织的文化深描;其二在于文化标志性的凸显,得以切分出遗产中具备核心代表性且有一定表现力的主干环节。”[7]这一论述清晰、全面地总结了场景在非遗中的意义,该总结同样适用于展览现场的场景呈现。

围绕非遗项目和主题的场景有:①自然生态环境、非遗项目的原生环境、非遗原材料出产环境等,也包括气候、天气变化和自然环境变迁等。②居住、生活、劳作环境,例如城市、村屯、建筑空间、公共空间或者作坊、工作室,也包括传承和项目实践环境等。③舞台场景,包括专业演出舞台和散落在民间各个地方具有特色或者简易便于人群积聚的场地等,如各种民间戏曲演出舞台,或者村镇文化广场甚至家庭场院等。④传统节日、祭祀庆典等民俗类活动场景,如在自然环境中的赛龙舟、祭天祭火等活动场地,或者庙会、集市、主题文化园区等专属的固定场所等。⑤文化旅游场景,这部分有些并非严谨的非遗场景,很多是地方和区域策略性保护、翻新甚至重建的类似主题公园、主题商业街的文化旅游场景。

以上是非遗项目和活动发生的场景,它们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另外,由于非遗项目是发展变化的,如民间文学的故事叙述、演出、祭祀、民间艺术等,每一次的展演、展示都不会完全相同,因此过程化也是非遗的重要特点。

2.见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

场景中人的活动和非遗的传承实践同时发生。发生的过程、人与场景之间的存在状态触发了很多观众的“乡愁”记忆。非遗和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一起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的活态化图景,被学者称为“地方感”:“‘地方感’所指的是对特定社会时空组织形态及其承载的情感意识的体验与感知……是社会关系与集体意识的场景性呈现。作为认同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实践领域而形成的地方感,能将人们的身份归属意识、社会集体记忆、精神价值投射再现于特定的空间场所与行动实践之中。”[8]

目前,各地新兴的生态博物馆里面有大量的非遗主题展示。这类展览就是“见生活”策展理念的实例。例如,在茶叶生态博物馆里,观众不仅能看到茶叶成品,还能看到茶叶的生长环境以及采茶、制茶和品茶的全过程。这些时间性、过程性和场景性内容,可以在展览现场呈现一个“非遗生态博物馆”,甚至是“景观阐释中心”,呈现非遗项目庞杂的文化生态因素—告诉观众非遗“是什么”“为什么”,而不仅仅是“有什么”。

总之,非遗策展首先要采取“加法”的手段,不厌其烦地收集、学习、研究相关信息,要对各个部分内容有全面准确的认识;要明了非遗的核心特征是“非物质性”,从而突出非遗项目的精神内涵。

三、非遗策展中关联建构的策略

在使用“加法”手段策展之外,策展人还需要做“减法”,在庞杂、纷乱的展示内容面前构建清晰的策展逻辑,从而提升展览的文化内涵。策展人要兼具空间思维和视觉思维能力,建立展览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和意义关联。

(一)提炼展览核心价值,明确展览主题结构

每个非遗展览其实都有三条线索:一是隐含在展览中的学术态度和核心价值,如体现人的参与对非遗的意义,以及非遗对社会文化、习俗等构成和发展的重要价值等;二是展览主办方根据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任务所确立的展览目标,如让观众了解某个区域非遗项目的丰富性,或者让观众了解某阶段非遗传承保护的成果、抑或是某个具体的非遗项目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等;三是展览主题,即对某一展览中参展的非遗项目和展示品的总结归纳。三条线索中展览主题是显性线索,是展览的主线;展览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是隐性线索;对展览主线形成支撑的分线索就是展览的主体结构,即对展览主题进行信息分层并形成叙事结构。

在“加法”阶段,展览的信息十分庞杂,策展人很容易避难就易,采取以物为主或项目并列的堆砌方法进行展示。但是,这种策展方法让展览缺少叙事逻辑和内在联系,甚至会让很多观众误以为非遗的精髓在于结果而非过程。因此,“减法”要对“加法”阶段所累积的信息进行主次排序,并建构关联性,从中提炼最能说明非遗的人、物、过程、场景,以及它们的作用、意义、情感、记忆等。选择那些对展览主题最具支撑力的信息线索,按照逻辑关系和叙事策略将这些信息进行组合,形成关联,构建展览体系。

非遗展览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的展示,而应将非遗的丰富性、过程性的本质与其生存环境和相关人员的关系展示出来,非遗策展只能选择最关键、最相关的信息进行展示而非全部信息的平铺直叙。策展理念和展览线索的构思,其实是一个系统化、他者视角的学术分析和转化过程,它建立在深入的学术分析和大量的田野调研基础之上。“加法”类似于亲历者的视角,而“减法”则是他者的理性审视,这是一个既要“进入”又要“抽离”的博弈过程。

(二)用空间叙事场域呈现时间性内容

非遗展览的叙事有其特殊之处,即需要将非遗的活态化内容转变为空间叙事。非遗往往是发生在实践过程中的人、物和生活,展览需要将人的活动内容、过程和结果呈现与诠释出来,因此非遗展览需要运用大量的视频内容。另外,不同非遗项目往往包含各种“关系”,如人和场景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等。

展览的空间是并置的,并且有不同的秩序、规模、形状和路线。这些都要在叙事逻辑里考虑到,例如用空间布局的秩序关系来进行主次排列,用行进路线来规划过程关系,用空间连接来呈现实物或不同非遗项目间的关系等。上述关系还需要展厅设计、平面设计、内容文案、装置、辅助艺术品、新媒体和现场活动来呈现和强化。

(三)建立展览与观众间的情感和意义关联

弗里曼·提尔顿(FreedmanTilden)提出了优秀阐释的三个核心原则:激发观众的注意—让观众与展品产生互动,与观众产生联系—让观众的经验、直觉中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认识产生连接,揭示意义—例如解释一些很重要的但观众看不到或者无法决断的事情。[9]

非遗展览作为一种空间和视觉阐释,除了叙事逻辑合理和展示内容准确外,还需要精心构建展览与观众之间的联系,让观众主动寻找和思考展览内容与自身生活经历、生活场域和文化认同之间的情感意义关联,使之变成非遗的爱好者,良好的群众基础使非遗得以“活态化”地持续传承。构建这种关联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是情感关联,主要方法是让观众不断在非遗展场中找到与自身经历相关的内容,建立情感共鸣。非遗是生活智慧,每件物品都带着“呼吸”和“脉动”,也具有文化的温度。非遗的乡土性和生活化使其成为很多人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具有共同生活环境的人们借此形成集体记忆。因此,在展览中呈现相关信息、图片、文字、视频和活态演示有利于唤醒观众心中沉睡的非遗记忆,进而与非遗展示项目产生牢固的情感关联。

二是意义关联,它比情感关联更理性,旨在唤起观众对非遗的认可和联想,包括非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和谐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10]另外,非遗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服务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服务社会民生、扶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会在不同群体中产生影响,进而提升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结  语

非遗策展不同于其他以实物为主的展览,它的策展难度大,需要驾驭的内容庞杂,但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策展叙事,将场域性和时间性内容转化为空间叙事并与观众建立“关联”的策展手段,一方面增加了非遗展的多元性,使得非遗精神内核的诠释更为全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非遗展览变成一个非遗的体验空间,进而建立非遗与观众的密切关系。但是非遗展览现场并不是非遗发生的实际空间,尽管非遗展览试图全面呈现非遗的人、物和生活,但是也不能夸大其作用和覆盖能力。非遗展览无论怎么策划和呈现都是管中窥豹,展览在呈现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的大量缺失、遗漏甚至误读,存在“一展难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