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线性历史观和类型学的主流展陈模式易造成考古和民俗展品去关联性、去脉络性的静默状态。借鉴民族考古学思路和方法，博物馆在展览策划中，可从当下社会和当地文化出发，采用考古文物和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同语境组合展示的方式，架构古今展品之间、展览和观众之间的关联，从而激活文物生命力，引发观众参与、思考和探讨；同时，为过去收藏今天，有针对性地对本地代表性族群文化开展田野调查和文化遗产征集。

关键词：博物馆；民族考古学；考古文物；民俗文物；策展模式

博物馆是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收藏、保护、阐释与展示的场所，是考古文物与民族民俗文物共存的空间。考古学发展至今，怎样从单纯器物类型学研究上升到对古人的社会文化行为及其规律的研究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民族考古学对此可发挥作用。[1]同样，中国博物馆也面临着如何从器物的单一维度展示，向以人为中心、多元文化表达、加强社会关联、启发性和探索性展示转型的多重挑战，民族考古学方法论上的探索和实践或能为博物馆攻破诸类挑战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考古学思路与方法

“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一词源自“民族志”（ethnography）和“考古学”(archaeology)，其方法由美国新考古学领军人物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尝试用民族志材料和对现代土著印第安人的观察来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考古遗址时首次使用[2]。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引进概念至今，中国学界经过近40年的持续探索，国内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日趋成熟。民族考古学范式学者普遍确信，人类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延续性，通过运用民族志的类比分析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能够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揭开某些“哑谜”的“钥匙”。

民族考古学基本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对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包括民俗实物、文字、口述、影像资料等）的类比分析。基于对“古今一体”和“渐变原理”的共识，类似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群体生成的文化具有可类比性，考古学者可从现代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中去寻求解释、理解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方法。[3]这种类比法得出的结论虽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至少比考古学家由考古材料直接观察和猜想后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4]二是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就是对民族志材料的收集和记录，是开展类比分析工作的序篇。考古学者从问题出发，亲去“活的社会”做调查，或利用前人调查结果，对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做进一步了解，以尽可能还原古代社会。民族学调查是民族考古学的灵魂，[5]当前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希望与出路在于高质量的田野工作[6]。

在实践方面，目前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论题已涵盖了民族族属、民族起源、工艺技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由于研究对象需满足文化连续性和相对完整性的类比条件，当下探讨范围依然多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等区域。例如，孔令远通过对考古出土实物、古文字资料及现有南方少数民族铜鼓相互印证，尝试还原古代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的使用情况及祭祀、娱乐、财富象征等社会功能。[7]吴春明、王樱经比较华南地区史前、上古考古发现的大量蛇形图案物证、民族志材料、田野调查中黎、壮、侗、傣、苗、畲、排湾等民族蛇神传说与偶像崇拜，指出南方少数民族后世民俗中崇蛇习俗乃是保留了“南蛮蛇种”图腾文化的原初形态。[8]笔者亦在前辈启发下，考察文献记载及实地调研湘中梅山文化圈巫师作法时戴虎头纹法帽的惯例，提出一件商代晚期人虎形青铜器主题并非虎食人、虎乳人或虎抱人，而是楚地巫觋在巫法仪式中着虎皮，操灵蛇形象的艺术化表现。[9]

二、民族考古学方法在“梅山文化展”中的运用举隅

湖南博物院定位为“一座主要反映湖南区域文明的历史艺术博物馆”，“湖湘区域文化”为该院核心临展序列。“梅山文化”指楚人后裔梅山民众在湖南中部地区创造并代代相传的文化现象，以原始泛神信仰和巫觋崇信习俗最具特色，是湘中及中国西南瑶、苗、侗、土家等族群文化习俗的典型代表。鉴于此，湖南博物院利用院藏民俗文物中清代以来湘中木雕神像等民俗材料和楚地考古物证，历时3年策划“亘古的祈愿——梅山文化圈神像与信仰”展览（简称“梅山文化展”），向观众展示该文化形态的源流和基本面貌。

梅山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支流和流传至今的珍贵活化石。自春秋战国起，楚人南下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尽管楚文化后来逐渐受中原文化的消解和同化，楚地原始神灵信仰和宗教习俗却被相对与世隔离的湘中楚人后裔“梅山蛮”携带和传演。为充分展现和证实梅山文化与楚文化的血脉关系，展览的第一部分“远古回响”中采用民族考古学视角，大量运用了楚地考古文物与梅山近现代民俗文物的对比展示。

例如，商周虎纹青铜器、清代和当代师公（即巫师）木雕像因地域、图像及功能上的共性，跨越数千年的时间在本次展览中组合展示（图1）。

图1  “虎冠”系列展品组合示意图

其中，虎卣①（复制件）出土地安化位于古梅山文化发源地，人物纹身断发，与文献中“荆楚人”特征相符；双手持蛇，腿部、耳部亦有蛇迹，为典型的楚巫形象。由实物及背景板上展示上古时期人虎母题图案演化序列，可据此判断人与虎的关系为人披戴虎皮。几件清代以来湘中地区师公像同样定格了巫师头戴虎冠法帽施法的瞬间。结合知识拓展中虎卣窖藏发掘信息，文献中梅山祭祀习俗的记载（观众通过扫描展品说明牌上二维码可获取），及田野调查采集到当代师公神像的使用场景（视频展示），可发现梅山师公有在巫傩法事时供奉师门祖师木雕像，穿戴虎头纹帽或面具作法表演的传统——与虎卣平时收藏于半山腰山洞中，巫法场合中请出供奉，以象征巫祖亲临坛场的做法一脉相承。

同样，梅山独有的持蛇神祇——“蛇恶诸天”可追溯到《山海经》和楚墓中操蛇、戏蛇的神秘巫者；梅山祭祀画中御龙的“天界功曹”和遣凤的“水界功曹”与长沙出土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和《人物龙凤帛画》图像特征和画面内容高度相似；梅山双翼鸟爪的“雷公大帝”，亦与马王堆汉墓《太一将行图》上半鸟半神的雷公形象如出一辙……此类文物并置展示的同时，通过考古资料、文献记载、民族志、田野访谈与视频材料等辅助信息，构建楚地考古文物与梅山民俗文物的时空对话隧道，为梅山文化追寻到楚文化源头的同时，亦引发观众对考古文物的全新认识。

综上，利用考古文物与民俗文物组合展示的形式，观众从展品本身直观感受到展品组群在图像上的外在共性；从说明牌、背景板等第一层级基本信息，了解到其在地域、人群、功能上的内在联系；从二维码、视频等第二层级拓展信息，进一步获知其在行为习俗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层关联，以此激发观众对同地域异时空相似社会文化现象及源流关系的联想与思考。

三、民族考古学视域下博物馆“物”与空间的再审视

（一）策展新维度：基于相同语境的跨时空展品组合

中国博物馆目前以综合性和历史类博物馆为最众，占比在整体数量的70%以上。[10]考古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②是这两类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构成。整体而言，考古文物与民俗文物在博物馆中多陈列于展览的两端，或不同展览中，空间上完全隔绝，主题上亦“风马牛不相及”。

除考古成果专题展外，考古文物在博物馆中的展示路径有二：一是在历史展览中反映社会进化历程；二是在艺术展览中彰显某工艺领域的成就。考古展品通常被当作碎片化的历史构成元素或某一时期某一门类的艺术杰作，物的内在文化内涵部分丢失和模糊，去向不明，与当下亦难发生联系。

民俗文物在当今博物馆中的展示一般可见三种模式：一是标本模式，将民族民俗某一方面代表性物证进行装裱等处理后在展线上陈设，如面具；二是工美模式，展示某一门类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及制作程序，如民族服饰；三是情景模式，以文物和辅助手段营造场景的形式复原民居、礼俗、风土民情等。与其他文物有显著区别的是，民族民俗文物意义图景的展现更加依赖其存在的历史、文化、地理和社会环境。前两种展陈模式中，正如卡特梅尔·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所言：“分离就是破坏”[11]，抽离于原生环境的民俗展品仅剩其表而失其灵魂；第三种模式尽管局部展现了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况，但这种“浅描”依然回避了何时产生、为何产生、为何独特等博物馆展览理应回答的问题。

民族考古学视域下，封闭落后地区的民俗遗产包含了许多久远的信息，能够为还原考古文物背后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合乎史实的线索和解释学依据；反之，考古文物亦能为当今民俗文化面貌勾勒起源和演变轨迹。考古和民俗文物尽管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但相同或相似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使用群体、生活需求却营造了它们互相对话、互相印证、互通有无的语境。二者异时空同语境组合展示，不仅能够推导和再现各自的原生环境，更可通过这种连续性变体的架构，将它们分别归位于人类文化模式发展的历史坐标上。

有学者曾指出，“物”在离开原生环境成为“博物馆物”的过程中，发生了去脉络化、去功能化、去时间化这一系列使“物”呈现为一种特殊状态的过程，物因此失去了自我阐释其意义的能力，失去了信息的自足性与意义的自洽性。[12]考古与民族民俗文物的组合展示，正是对“物”被“博物馆化”的反向操作——展览语言不再是时间、材质、工艺上的一致，而是功能和关系上的内在统一；以古视今，以今证古，通过相同文化特质展品的组合，暗示文物原生语境的同时，打通古今文物对话的“超语境”空间，动态呈现展品组群在文化功能上的关联和历史脉络上的传承关系。

（二）关联当下,激发思考：博物馆如何达成使命的再思考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深藏在展厅、库房里沉默的文物重新说话，是新时代中国博物馆的研究课题和使命。国际博物馆协会新近发布的“博物馆”定义中，博物馆举办展览的目的不再仅停留于“教育、研究、欣赏”，而是追寻“深思”“知识共享”“体验”“社区参与”等更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愿景。基于相同语境的考古与民俗展品跨时空组合方式，能够重新构建起展品与展品之间的联系、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展览和观众的联系，能够成为博物馆激发文物生命力，引发观众参与、思考和探讨的有效途径之一。

博物馆展品倾向于“以静置、无生命、堆栈死亡之物、反动态的时间性之姿态存在”“文化特质毫无关联的随意累积”[13]，博物馆（museum）和陵墓（mausoleum）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语音上的相似，前者就是艺术品的家族陵墓[14]。造成博物馆死气沉沉的根本原因在于所展示的文物与当下社会的观众失去联系。恰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所揭示的，人死亡后灵魂还活在另一个世界，但被活人遗忘则将迎来终极死亡。当失去与当下的关联，失去与观众记忆上的唤醒和情感上的共鸣，展品实则已步入死亡。

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L. Clarke）曾指出，考古学仅研究古代遗存是很不够的，必须把遗存放到“活的”社会里，分析它们与社会历史的联系，重视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15]同样，在博物馆中仅展示考古物质遗存也是远远不够的，将考古文物放置于某一地域文化环境，与同语境下功能、形制相似的民俗遗产对比展示，文物内封存的久远信息被激活，自主阐释能力重新开启，其完整内涵和发展脉络将一目了然。而民俗文物来源于可接触、可观察到的生活，无疑将引发当地观众的亲切感、参与感、想象力，发现当下生活与历史关联后的惊喜感和对文化现象的深入思索与探讨。民俗文物从当下出发，参与了考古器物象征意义、功能和发展走向的阐释，让失声的考古文物发声，让历史鲜活；考古文物则为看似平平无奇的民俗文物指明了思想和行为的源头，赋予它们以前世今生的传奇色彩。民族考古学思路和方法恰是促成此双向激活过程发生的催化剂。

同时，观众的回应是民族考古学指导下展览策划的重要环节。该策略的目标是实现考古与民俗文物所代表的古今文化跨时空接轨，观众是当下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得到观众的参与、理解和共识，这一阐释路径才能形成闭环。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实际上放下了“神庙”“知识权威”的自我设定，转而将观众纳入其话语表达，成为能够促发和容纳各种观点的“论坛”。

（三）为过去收藏今天：重审博物馆中民族民俗遗产的价值与征集策略

博物馆中的民俗遗产在很多情况下被低估为“乡野土俗”“仅供猎奇”“难登大雅之堂”。中国特有的针对考古出土文物和传世历史文物制定的定级标准，价值指向为年代、品相、工艺、形制、质地等“物”的显性因素，而民族民俗文物蕴藏的隐性价值在此评定体系中尚无用武之地，级别普遍较低。③另外，民族民俗文物赖以立足的无形的原生环境信息长期被排除在文物征集范围之外，导致其陷入无法自证价值，亦无可佐证材料的恶性循环。如上重“雅”轻“俗”，重古薄今，重物质、轻非物质等观念和实践上的弊端，使得博物馆中民族民俗文物至今仍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从民族考古学视角审视之，博物馆收藏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除了体现当地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外，还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民众在特定历史和自然环境下生成并祖祖辈辈相传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其中蕴涵着大量可供破解考古谜团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地方性知识宝库和原始文明活化石。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博物馆民族民俗文物征集理念、范围和定级标准俱可做出相应调整。

首先，此类文物征集的指导思想可从“为明天收藏今天”扩大至“为昨天收藏今天”。博物馆本着“为子孙后代留存宝贵记忆”的精神收藏民俗文物，缺乏明确目标和持久动力；事实上，古今同理，现在是理解过去的钥匙[16]，博物馆更应面向今天的观众，为解开博物馆现有“古物”存储的区域文明奥秘，有针对性地在民俗文物中找寻“钥匙”，今为古用，解决博物馆文物研究和展示中的实际问题。

其次，离开了原生环境，民俗之物如同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因而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征集范围应由“代表性物”延伸至“物”背后形成精神和价值关联的文化整体，如田野调查获取的影像资料、民间文献、口头传说和表述等。苏东海先生早在世纪之交即曾指出博物馆对民俗与民俗物品作为无形和有形文物予以保护、收藏和展出的时代使命。[17]博物馆最新定义中，博物馆收藏对象亦由2001年之前的“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拓展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这些“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理应有目标、有规划地进入博物馆收藏体系。另外，正如白庚胜先生所言：“一个萨满死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倒了；一个民间艺人走了，就是一个艺术品种死了”[18]，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不计其数地延续了几千年的风俗和信仰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博物馆对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收集、整理刻不容缓。

再者，鉴于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对博物馆的多重意义，一方面，文物定级标准可考虑增加文物的文化性、民族性等评判要素；另一方面，博物馆业务人员亦应在科学研究和完善藏品序列的基础上，挖掘民俗文物所蕴藏的文化图景和历史内涵，彰显其在文化传承性、历史关联性、民族辨识性等方面的价值。

四、余论：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应用须以学术为本

记忆是博物馆的基本使命，创新是博物馆的当代使命，只有创新才能根本启动博物馆收藏的人类记忆。[19]民族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为博物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激活藏品记忆，破解“基因”密码，生成新知识、新观点、新话题提供了有效路径。但需特别强调的是，创新须以学术为本。如果对物的语境只有模糊理解，就无法全面、系统与切实地开展这种阐释路径。[20]博物馆是知识塑造的场所，博物馆展览是新知识的展示和新观点的表达，民族考古学策略能否在博物馆中落地开花的先决条件是有无相关领域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为支撑。达成这一条件有赖于博物馆人拥有持续学习的动力和能力，能够敏锐识别和吸纳学界最新科研成果；能够精准把握区域博物馆可作为“独特性声明”的辨识性特色文化遗产，围绕目标内容开展研究；能够从“大千世界”反观“馆舍天地”，有针对性地对当地族群开展田野调查和民族民俗文物征集。诚然，并非所有的考古器物都能在当今社会中找到对应的传承，但面对正在以惊人速度消亡的文化遗产，从现在开始对其抢救性收藏和记录或许是博物馆唯一的选择和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