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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观众研究发展脉络

来源：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作者：

赵星宇

发布时间：

2023-01-28 17:02

试析中国的博物馆观众研究发展脉络

——基于“观众研究”“观众评估”与“理论方法”的视角

赵星宇

【摘要】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实践及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中国观众研究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现阶段国内观众研究实践的发展脉络、现状及趋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探索观众研究的学科体系。本文以1984年至2020年2月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190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将这些成果划分为“观众研究”“观众评估”和“理论方法”三个类别，来阐述国内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发展特征。结果显示，在国内的观众研究发展结构中，“研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评估”上升趋势显著，对“理论方法”的讨论趋于平稳。国内观众研究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源于内在的学术与实践经验自然累积，另一方面源于外部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施加的强烈催化。

【关键词】博物馆；观众研究；发展脉络；文献分析

一、前言

博物馆观众研究是一个多元的领域，它既是研究领域内的一门“学科”，也是实践工作中的一个“工具”。近些年，中国国内的观众研究热度不断升温，无论是学术研究成果还是博物馆工作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尝试在展览或教育活动中吸纳观众的反馈、关注观众的体验，并作为博物馆运行评估定级的一项重要指标。在上述需求的拉动下，观众研究的成果被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在繁荣发展的背后，国内观众研究也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观众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看的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并没有对博物馆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观众研究实际上正在重复着西方语境中观众研究的共同问题：数量增长下的大量重复、同质和低效的研究。

对观众研究的成果缺乏系统性的理解和认识，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积极的发展背后，观众研究仍然体系不清、结构不明，相关研究人员对许多基础概念的理解仍然缺少必要的共识。此外，国内的观众研究领域缺少稳定的学术团体、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难以有效捕捉到研究的最新动态、发展趋势和学术前沿。这些因素无疑增加了博物馆把观众研究当作一种了解认识观众的工具去使用的难度，在实践中受挫也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研究领域的积极性。

提供一种有助于理解、认识观众研究系统性结构及其发展脉络的视角，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以国内公开发表的观众研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评估与调查关系框架”的结论，从“观众研究”“观众评估”和“理论方法”三个类别对既有的观众研究成果内容展开分类。基于分类的结果，可以有效梳理近40年间国内观众研究在各个方向上的发展脉络，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博物馆与研究人员了解国内观众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趋势，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观众研究自身的“学科化”建设过程。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公开发表的观众研究成果。从地域上看，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原因在于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港澳台地区的观众研究发展相对来说自成体系，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小。从时间上看，以张松龄于1984年发表的《博物馆的教育技术学》为起点，以赵星宇、史吉祥于2020年2月发表的《研究、评估与调查的关系——对博物馆观众研究几个关键概念的辨析》为下线。从文献类型上看，以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为主。其中，学术期刊以文博类相关期刊为主，因为与发表于其他种类的期刊相比，文博类刊物更能直接反应博物馆人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及影响；学位论文以能够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内容为主；学术专著以部分博物馆发表的调查报告和相关学术专著为主。

文献的选择与筛选主要基于对文献研究内容的分析。首先，以“博物馆观众研究/评估/调查”为词条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获得含期刊及学位论文在内的文献共579条。然而在这些搜索结果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属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符合要求的文献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研究对象是观众，而不是利用观众研究的既有成果来阐述其他问题。例如“如何设计能够吸引观众的展览”，虽然此类研究与观众密切相关，但显然是建立在使用现有的观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二，排除“译文”，因为译文的性质是“推介”，本身不能反映国内发展的实际情况。

经过筛选，本文最终选择对190篇文献开展分类研究，分类的标准参考了“研究、评估与调查关系框架”中对观众研究领域结构的基本认识。该框架认为，博物馆观众研究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研究”和“评估”两个类别。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关注观众研究的自身发展，属于“对观众研究的研究”，本文将其归纳为“理论方法”类别。基于此，对国内观众研究发展的描述将主要基于“观众研究”“观众评估”和“理论方法”这三个类别来展开。对国内博物馆观众研究发展脉络的描述，将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方面关注文献在共时性上的类型分布情况，另一方面关注文献在历时性上的数量变化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整体趋势

将190篇文献按照发表年份进行排列，可以发现国内观众研究成果数量从2008年起开始激增（见图1）。2008年之前，每年公开发表的观众研究成果数量普遍不超过5篇，年均2.5篇；而2008年后，数量发生了剧烈增长，平均值达到了14篇（不包含2020年在内）。近10年的研究成果总数（142）几乎是前30年之和（49）的三倍。基于此，下文的分析中将着重考察2008年前后不同研究方向上的特征与变化趋势。

（二）对“研究”“评估”与“调查”文献的重新分类

 “研究”“评估”与“调查”长期以来都是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的“高频概念”，但是彼此之间的界限和范畴却一直模糊。在本文涉及的190篇文献中可以发现：有158篇文献在题目中出现了“研究”“评估”和“调查”，分布情况如图2深色柱所示。“研究”的数量最多（88篇），“调查”的数量稍小于“研究”（60篇），“评估”的数量最少（10篇）。

基于题目的分类方式虽然直接明了，但是却存在着较大误差。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有的文献虽然被命名为“调查”，但是文章的内容、方法，特别是研究目的，与“研究”或“评估”的成果完全一致。文献题目与实际研究内容的不匹配，反映出长期以来国内对“研究”“评估”与“调查”概念使用的模糊。基于“研究、评估与调查概念框架”，本文将“研究”界定为一种“理论导向”的行为，其研究成果指向如何更好地理解观众本身；“评估”是一种“实践导向”的行为，其研究成果指向如何更好地评估博物馆的效果；“调查”是一种“数据采集”的行为，本身不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是研究和评估的共同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对190篇文献重新展开分析，共有150篇文献符合研究、评估与调查的概念，统计结果如图2浅色柱所示。其中“研究”的数量为103篇，“评估”的数量为47篇，“调查”的数量为0篇。在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下，国内观众研究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评估”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调查”数量归零。根据两种标准之间的差异，可以判断，原本命名为“调查”的文献，实际上均带有理论或实践导向。这样的结果也符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即大多数博物馆虽然没有意识到研究、评估与调查之间的区别，但都希望通过对观众的“调查”来解决一些理论或实践方面的问题。
 
虽然对“调查”的使用在概念框架中属于“误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查”的研究成果没有价值。概念的误用代表对整个学科体系的结构缺少清晰的理解，但是如果从具体的成果层面来看，如何命名与研究成果之间的价值大小并没有直接关联。重新厘定分类标准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学科体系建构逻辑，为学科发展脉络的梳理提供一种更加合理的途径。下文中，本文将分别从“观众研究”“观众评估”和“理论方法”三个类别出发，描述国内博物馆观众研究在这三类结构上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脉络。
 
（三）关于“观众研究”的结构与脉络
 
判断文献是否属于“研究”，主要基于文献的研究目的或主要成果是否“以观众及其相关特征为研究目标”，而不是用观众来解释、说明其他问题。例如，同样是对“满意度”展开研究，但是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张恩君和宋向光的《博物馆观众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初探》一文，是以“观众的满意度”为研究目标，探讨影响观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此属于“研究”的范畴；而卓丽杰的《首都博物馆观众满意度研究》一文，目的是通过调查观众的满意度对博物馆展开评估，因此不属于“研究”的范畴，而属于“评估”的范畴。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对190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共获得“研究”类别的文献103篇，占总数的53.4%。以文献数量出现明显阶段性增长的2008年为界，2008年之前的48篇文献中，以研究为主题的成果数量为26篇，占比达到了56.5%；2008年之后的142篇文献中，“研究”文献数量为75篇，占比达到了53.2%。因此，从总体上看，以“研究”为目的的学术成果始终占据半数以上的比例，是我国观众研究的主体。
 
基于103篇“研究”文献的内容，笔者认为可以从“研究范围”“研究类别”与“研究对象”这三个维度来描述它的结构。“研究范围”是指“研究”实施的空间范畴，包括“区域范围”“机构范围”“展览范围”及“无特指范围”四个类别。“区域范围”是指“研究”的对象所涉及的空间范畴为多个博物馆或某个地区，例如吴卫国的《京津地区博物馆观众调查报告》，即对京津地区的观众结构展开研究；“机构范围”是指“研究”的对象所涉及的空间范畴面向某个特定的博物馆展开的研究，例如康迎彦的《首都博物馆老年观众行为与需求调查分析》，即是对首都博物馆范畴内的老年观众展开行为与需求研究；“展览范围”是指“研究”的对象所涉及的空间范畴以展览为主，例如张岩和尹钰的《博物馆展柜的观众参观痕迹研究——以内蒙古包头博物馆“包头历史文物陈列”为例》，即在包头博物馆的“包头历史文物陈列”展览空间下开展对观众行为的研究；“无特指范畴”是指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没有基于或针对特定的具体空间，如蔡凡的《现代博物馆观众承载量评估探究》则是在没有针对性空间所指的情况下开展对观众结构的研究。
 
“研究类别”是指“研究”所涉的内容范畴，结合103篇文献的基本情况及西方观众研究领域的常见做法，将类别划分出“结构研究”“行为研究”“学习研究”“动机研究”“体验研究”“关系研究”六个部分。“结构研究”是指研究的内容旨在呈现观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数量及某一类型观众的特征的研究，如靳梦瑶的《博物馆学生团体观众研究》一文，以呈现学生团体观众的特征为目标；“行为研究”是指研究的内容旨在探讨观众的行为特点、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意义上的“观众心理研究”大多会通过观众的具体行为来呈现，因此包括对话行为、参观动线、注意力研究、“博物馆疲劳”等在内的研究内容都可以归属到“行为研究”中，例如邓卓，徐蕾，朱峤和顾洁燕的《观众在自然博物馆的对话内容研究》，则是对观众对话行为及其结果展开分析；“学习研究”即“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主要针对观众的“学习”展开研究，例如赵星宇的《展览信息传播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即在探讨影响观众博物馆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动机研究”指对观众的参观需求或参观动机开展的研究，如牛长立的《人们为什么走进博物馆？——信阳博物馆观众分析及对策》一文则是对观众的参观动机展开探讨；“体验研究”是指对观众体验展开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例如权文熙的《博物馆观众体验研究》；“关系研究”是指对博物馆与观众关系展开的研究，如范陆薇和李富强的《从“Who Decides?”展览看全新博物馆时代观众角色的嬗变》一文即是在探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角色的演变。
 
“研究对象”是指“研究”所涉的群体属性，结合103篇文献的基本内容，本文将其划分出“特定年龄观众”“目标观众与非观众”“特定群体观众”“特定类型博物馆中的观众”和“无指定群体”五类。“特定年龄观众”是指以特定年龄段观众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包括青少年观众、老年观众等等，例如刘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青年观众研究》；“目标观众与非观众”是指以目标观众、潜在观众或非观众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例如冯楠、张文立、孙卓钰等人的《博物馆非观众的开发策略研究》；“特定群体观众”是指以家庭观众、残障观众或其他具有相似群体特征的观众类别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马越的《博物馆观众的叙事性研究》即围绕一组家庭观众展开的深入研究；“特定类型博物馆中的观众”是指以某特殊类博物馆的观众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孙田的《高校博物馆观众研究》；“无指定群体”即指“研究”没有对所涉对象的类别做出具体限定的无差别研究。
 

以2008年为界，这三类结构在历时性变化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从“研究范围”角度来看，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机构范围”（38例）和“无指定范畴”（43例）中，相比之下，“展览范围”（13例）和“区域范围”（9例）的比重相对较低。表1呈现以2008年为界前后相关文献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虽然在2008年后的10余年间，各个范围内的“研究”成果都较之前20余年有了增长，但是增长幅度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中，以“机构范围”和“展览范围”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分别达到了433%和1100%。但是，考虑到2008年前后成果发表总数差异过大，因此考察特定范围研究在彼时研究成果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变化，对阐述研究热点和历程的变化更有帮助。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尽管“区域范围”的研究在2008年后的数量（5）大于2008年之前（4），但是成果占比却从14.8%急剧下降至6.58%，“无指定范围”的数量虽然也有16增长至27，但是实际占比却从59.3%下降至35.5%。相比之下，2008年之后占比最大的“研究”成果发生在“机构范围”（42.1%），而“展览范围”的增长比例最为显著（由3.7%上升至15.8%）。

 从“研究类别”的角度来看（见表2），国内观众研究的成果现阶段大体集中在“结构研究（25篇）”“体验研究（20篇）”和“行为研究（16篇）”，“动机研究（11篇）”“关系研究（10篇）”和“学习研究”（9篇）相对比重较低。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所有的研究成果均在数量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学习研究”和“体验研究”的增长幅度更是达到了800%和900%。从2008年前后成果占比变化来看，“结构研究”“动机需求”和“关系研究”呈现出显著下降，“体验研究”、“行为研究”和“学习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上升。从现状来看，虽然对结构研究的研究在数量和比重上仍然占据主导，但是重要性正在被逐渐“体验研究”所取代。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见表3），国内观众研究的对象群体现阶段基本都集中在“无指定群体”（69.23%），即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最广泛的观众群体的自然结构展开。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所有的研究成果均在数量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对“特定群体观众”的研究和对“特定类型博物馆的观众”的研究增长幅度最为显著。从2008年前后的成果占比变化来看，“特定群体观众”和“特定类型博物馆的观众”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其他类别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现状来看，尽管“无指定群体”的研究成果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但是对“特定群体观众”、“特定类博物馆的观众”的研究，也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四）关于“观众评估”的结构与脉络
 
判断文献是否属于“评估”，主要基于文献的研究目的或主要成果是否“从观众的角度对博物馆的相关内容做出评判或说明”，换句话说，成果的落脚点是博物馆而非观众本身。例如，同样作为吉林大学完成的“调查报告”，《辽宁省博物馆观众调查报告》和《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观众调查报告》中都涉及到了观众对博物馆的评价，但是从实际呈现的内容上看，前者实现了对博物馆日常工作的判断和说明，而后者则集中在分析结构研究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前者属于“评估”，后者属于“研究”。
 
基于这一标准，本文对190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共获得“评估”类文献47篇，占总数的24.74%。以2008年为界，在2008年之前的48篇文献中，以评估为主题的成果数量为10篇，占比20.83%。2008年之后的142篇文献中，“评估”的数量为37篇，占比26.06%。
 
基于对47篇文献内容的分析，评估的结构包括“评估范围”“评估阶段”和“评估种类”三个维度。“评估范围”是指评估事实的空间范畴，与“研究范围”的界定一致，都是根据实施对象的时空维度来划分。所不同的是，由于评估一定要指向某个实体，因此不存在“无特指范围”的选项，故划分为“区域评估”“机构评估”“展览评估”三部分。“区域评估”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的多个机构进行评估，目前仅发现郭青生和刘健的《上海市区博物馆社会利用率调查报告》一文；“机构评估”是指对博物馆整体展开的评估，例如王法东和席丽的《基于问卷调查的国有博物馆观众满意度提升探究——以山东博物馆为例》一文，即对山东博物馆全馆展开观众满意度评估；“展览评估”是指对某个或某几个展览评估，例如钟洪香和罗永顺的《“饰代风华——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王妃首饰精品展”——观众调查报告与分析》，即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展览空间展开的评估。
 
“评估阶段”是指评估所处的三个阶段：前置评估、形成评估和总结评估。以展览评估为例，“前置评估”位于展览举办、设计之前，大多是指展览的选题评估，例如边晓岚的《关于我国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展览选题的前置性研究》；“形成评估”是位于展览设计期间、或开放后为了有目的的改陈而进行的评估，例如胡珊的《互动多媒体展品观众评价体系研究》一文中对“水下手势信号”展示形式的形成评估；总结评估是位于展览开放阶段进行的评估，评估的目的大多为检验展览的效果或为其他的展览积累前置性经验，例如郭文钠的《将观众观展体验纳入陈列展览的评估体系——以广东省博物馆历代端砚艺术展览观众调查为例》，即是对端砚艺术展进行的总结评估。
 
“评估种类”是指评估所涉及到的类别与内容，此处界定为“运行评估”“体验评估”和“教育评估”。“运行评估”泛指对博物馆日常工作或总体情况的概括性评估，如兰维的《南越王宫博物馆2011年观众调查报告》中涉及到观众对博物馆运行情况中各个方面的态度和评价；“体验评估”是指以观众的主观体验作为博物馆评估标准的方式，如金利民的《中国航海博物馆观众服务满意度调查之实践》即是通过观众的满意度来说明博物馆的效果；“教育评估”是指基于观众的客观学习效果来评估博物馆的教育效果，如金青林的《环境教育场所互动式展示成效研究》。
 

从“评估范围”来看（见表4），国内的评估的成果现阶段大量集中在“机构评估”上（35篇），“展览评估”（11篇）相对比重较小。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除“区域评估”数量由1变为零外，“机构评估”和“展览评估”均有显著的提升。从2008年前后成果占比变化来看，“机构评估”与“展览评估”的增幅相当。从现状来看，国内评估的范围由机构评估和展览评估组成，前者占据近75%的比重。

从“评估阶段”的角度来看（见表5），国内所进行的评估几乎都处于“总结评估”阶段（42篇），前置评估和形成评估数量极低。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前置评估由1变为零，形成评估由0增加至3篇，总结评估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从2008年前后成果占比变化来看，总结评估始终占据最大的比重。从现状来看，“前置评估”和“形成评估”几乎没有实践，几乎所有的评估都发生在总结阶段。

从“评估种类”的角度来看（见表6），国内评估的成果大多集中在“状态评估”（23篇），“体验评估”和“教育评估”的数量一致且占有一定比例（7篇）。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所有的研究成果均在数量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其中状态评估增长数量最大，体验评估和教育评估的增幅显著。从2008年前后的占比变化来看，仅“教育评估”的比重上升，其余均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从现状来看，状态评估始终占据主导，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体验评估和教育评估的内容。

（五）关于“理论方法”的结构与脉络
 
判断文献是否属于“理论方法”，主要基于文献的研究目的或主要成果是否“以博物馆观众研究作为研究或阐释的对象”，即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例如，严建强的《博物馆观众研究述略》，史吉祥的《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基本点——对博物馆观众定义的新探讨》等文以及本文，均意在对博物馆观众研究本身展开讨论。
 

基于此，本文从190篇文献中，获取“理论方法”类文献42篇，占比22.11%。以2008年为界，在2008年之前48篇文献中，“理论方法”的成果数量为13篇，占比27.08%；在2008年之后的142篇文献中，“理论方法”的成果数量为29篇，占比20.42%（见表7）。

  基于42篇文献的内容，可以将“理论方法”的结构划分出“理论框架”“方法技术”“学术史”三个维度。“理论框架”旨在讨论、建构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理论与框架，如赵星宇、史吉祥的《研究、评估与调查的关系——对博物馆观众研究几个关键概念的辨析》一文，旨在通过梳理研究、评估与调查的关系，来建构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学科框架；“方法技术”是指意在从方法和技术层面来拓宽观众研究的内涵，如冯楠、史吉祥的《公共关系四步法RACE公式在博物馆观众研究中的应用》；“学术史”指的是对观众研究自身发展的回顾与总结，例如周婧景、林咏能的《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博物馆观众研究的若干问题——基于文献分析与实证调研的三角互证》一文以及本文也属于这一类别。
 
整体来看，国内观众研究在理论方法层面的探讨集中在“理论框架”（17篇）和“方法技术”（19篇）上，对“学术史”的讨论也占有一定比重。从2008年前后的数量变化来看，三个维度均在数量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涨幅均匀但不显著。从2008年前后的占比变化来看，“方法技术”维度有较小的回落，其余两个维度均有小幅度的提升。从现状来看，“理论框架”和“方法技术”比例一致，对学术的讨论也偶有发生。

四、讨论与结论

基于上一节中对国内观众研究近40年间的190篇文献的分类与统计，本文发现国内观众研究的发展历程，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2008年之前，国内观众研究的整体态势“不温不火”，这一点反应在研究成果的小体量和缓增速上（见图2）。而2008年之后，国内观众研究的增速和增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虽然个别年份出现波动，但是与2008年之前相比，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数量之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一个学术领域发生巨大变化，通常来说离不开内因的长期量变和外因的强烈催化。
 
这种“阶梯”式的学科发展，首先是“外因”起到了剧烈的催化作用。2008年1月，随着《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中宣发[2008]2号）下发，我国开始正式推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免费开放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观众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对免费开放的激烈讨论：观众数量突破博物馆设计接待能力的极限、参观体验质量迅速下降、环境嘈杂、部分观众素质较低引发文保担忧……一系列负面影响迅速显现。在这些直观的负面效应下，如何评估免费开放的潜在优势，就成为博物馆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免费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大多数的观众，特别是此前很少参观博物馆的“边缘观众”。如何评估这些群体在免费开放政策中的收益，显然需要观众研究来予以证明。这种因政策引导带来的观众研究的快速发展在西方同样显著，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观众研究成果在上世纪60年代末也发生了“爆发式”的增长。以钱德勒·斯克利文（Chandler Screven）和哈里斯·谢特尔（Harris Shettel）等人为代表的“实验评估”体系异军突起，迅速成为彼时观众研究的“不二法门”。而这背后的原因，与美国彼时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视、以及财政结构变化下资助人要求博物馆证明自己的教育效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除了“外因”的直接推动，2008年之前国内对观众研究的实践、理解与认知，成为了促成后期快速发展的“内因”。虽然在2008年之前，国内观众研究领域的规模非常有限，但是吉林大学在这一时期却开展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实践，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仅从本文涉及到的文献来看，1997年至2007年期间共有30篇相关文献，以吉林大学为主导的研究成果数量就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还包括了国内第一部观众研究的专著和硕士学位论文。虽然这些成果大多以“观众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现，但是从内容上看实际上已经覆盖了本文所界定的“研究”和“评估”。与此同时，吉林大学的史吉祥也对“理论方法”做出了全面探讨。迄今为止，国内的观众研究仍然保有吉林大学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将2008年作为划分国内观众研究领域的“分水岭”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因此，国内观众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通过“前免费开放阶段”和“后免费开放阶段”来予以说明。从“研究”的角度看，主要呈现出研究范围个案化、研究类别全面化和研究对象多元化。首先，研究范围的个案化倾向愈发显著，这里体现在“范围”领域中“机构范围”和“展览范围”的大幅提高，客观上反应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参与进来，并基于他们所在的机构开展研究工作；第二，研究类别由以人口统计学为主导的单一结构，开始转向覆盖体验、行为、学习在内的全面研究；第三，研究对象由面向整体观众的研究，开始逐渐关注观众的多元结构，比如开始尝试开展对家庭观众、青少年观众、老年观众等特定群体的研究。从“评估”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整体比重的提升上。相比于“研究”和“理论方法”，在后免费开放阶段，“评估”的占比是唯一呈现出上升结果的类别，显然这与博物馆试图通过观众来评估政策带来的影响和效果有着直接的关联。从“理论方法”的角度看，对观众研究的学科化探索趋势稳定提升。
 
虽然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国内观众研究的面貌，但我们仍要认识到现阶段观众研究水平总体欠佳的客观情况。本文将大量自名为“调查”的成果分类至研究或者评估的范畴，但是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仅仅是粗浅的表现出了研究或评估的趋势，学术影响或实践价值相对有限，或者仅仅只得出“博物馆应该重视观众”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结果难以引起博物馆的重视，而一旦博物馆丧失了对观众研究价值的兴趣，或者将观众研究视为绩效或评级的装饰品，那无疑将会使观众研究的发展陷入死循环。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让观众研究走向“学科化”的发展道路。此处暂不展开讨论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学科的条件，但是从学科化的角度来对这一领域进行理论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不失为一个可以尝试的切入角度，也是本文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