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博物馆大厅，放置着这根在遗址清理工作中最后被吊起的钢柱，它在2002年5月30日的一个庄严仪式中迁离现场，并被定名为“最后的柱子”。迁离前的几周内，复原工人、现场急救员、志愿者、遇难者家属纷纷在柱子上签名，留下珍贵的纪念讯息、照片以及永远的悼念与致敬。
美国9·11纪念博物馆大厅中的钢柱 郑奕摄
Vesay街的这段石梯曾经连通世贸中心北端奥斯汀.托宾广场和Vesay街下方的人行道，被称为“幸存者之梯”，因为9·11当日它作为逃生通道救了许多人。虽然历经浩劫石梯大部分被毁，但经过九个月复原它成为了展品，作为这起灾难“沉默的见证”。纽约市警察局的大卫.布林克中尉记得他当天对被疏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走下这段楼梯，然后跑，跑得越快越好”。
美国9·11纪念博物馆的展品之一——Vesay街石梯 郑奕摄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被镌刻在博物馆的一面整墙上：日日夜夜都不能把你从时间的记忆中抹去（No day shall erase you from the memory of time)，以悼念9·11中的遇难者。当然，同样的话，也能读出“无法遗忘之觞”的意味。维吉尔的诗句寓意回忆、纪念的变革性潜能，该理念在由世贸中心钢柱片块铸造的诗句字母中也得到了表达。历经创伤的、剩余的钢铁被锻造后，变革成充满希望和美感的字母，仿佛在用结果提醒我们：维吉尔的话不止是宣言，更是承诺。而整面墙的艺术装饰由2983幅水彩画构成，每一幅都是艺术家的单独作品，试图铭记2001年9月11日早晨的天空颜色。同时，每个正方形都使用了独一无二的蓝色调，寓意伤感、缅怀。
镌刻有维吉尔诗句的美国9·11纪念博物馆的墙面 郑奕摄
此外，还有橡胶底已经融化脱落的纽约警察局探长Carol Orazem的靴子、被掉落的废墟融化而变形的纽约消防队3号阶梯式消防车，以及在馆外的、一颗经历火烧撞击等磨难后依然开出美丽白色花朵的梨树。它们都是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以无声的力量在动情诉说，让人悲伤、感动，却激励、昂扬。
故事总是关于人的，人类是行动的主体。正如美国新闻博物馆的导览片虽然以“什么是新闻？”线索作为故事线，但最终落脚点仍在人——新闻工作者。并且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主人公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因此，在展览故事叙述中，一方面需提供物理性背景，将故事置于时间和空间中，以帮助受众构建一幅清晰画面。另一方面，要明确主人公的目标，让主人公引领观众历经整个故事，这样受众也会在意其目标是否实现，会追随故事发展。
此外，让主人公自己说话。当主角们开始对话，画面感就立现。受众感觉自己仿佛墙上的苍蝇，实时监听各方说词。而当主人公以其独有的嗓音开腔，权威性会得到加强。比如，在美国间谍博物馆展览中，“我是邦德，詹姆斯邦德”的第一人称叙述远比“该特工做了自我介绍，有性格地重复了他的姓氏两遍”让人印象深刻多了。
同时，铭记用观众的语言说话。据研究，美国人平均的阅读水平在六年级。因此，好的说书人同样有敏锐的双耳，能巧妙使用口语、行话等，来搭建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共同基础。
精彩的故事往往有起伏，给予观众期待和惊讶，并感慨结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故事的精髓而言，最佳故事向我们呈现了该如何对待自己、他人以及周边世界。在展览节奏的把握上，调动观众情绪很重要。即便展览有很多信息要传达，但必须先调动观众情绪，同时不是去控制他们或者纯粹戏剧化，而是不让其迷失在大量信息中，给予他们重点，毕竟展览是传播信息、知识之所。
事实上，好的展览关键在于对观众的激励，如激励模式所示。也即，首先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诱发其“好奇心”，从而激发其“情感”，使观众在情感上与某一主题连系起来；下一步，“鼓励”他们“参与”具体的“展览”与“活动”；接着通过“信息”的“学习”，给予其获得“教育”的机会；最后则落实到“行为”，“授权”观众在实际“行动”中实践先前所学和所感。
博物馆学习的激励模式 来源：John Chiodo
讲故事不是展览的全部，不能纯为故事而故事，讲故事也不是某些博物馆的特例。
在展览中，讲故事不是全部。首先，不能纯为故事而故事，太过牵强的情节意义不大。其次，始终铭记展品展项的“主角”地位，它们最好与故事中的主角合而为一或是融为一体。事实上，不同的展览设计应用，如环境、灯光、文字或音频等都能以微妙的方式支持故事叙述。再者，讲故事并非历史类、纪念类博物馆的专属，在艺术类、文化类、自然类、科技类展览中同样可以。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走向盛唐，公元200年-750年”大展中，300多件中国稀有文物，打破朝代分期和门类限定，生动立体地呈现了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并发展到顶峰的主题，获得了轰动。此外，1993年美国沃思堡市科学博物馆的“侦探小说？侦破案件的科学”展览，利用“情节”将观众带入真正的故事。观众首先现身用餐的犯罪现场，所见所闻是粉笔勾勒的轮廓，柜台上的单色人影，以及播放中的收音机。观众需要捕捉线索，以在犯罪实验室互动台上验尸、比对指纹等。整个展览可谓一个破案过程，想不让人惊心动魄都难。
大英博物馆曾举办“莎士比亚：世界大舞台”展览，它不是向世界炫耀莎士比亚的伟大文学成就，而是为了探讨当下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博物馆董事凯伦·阿姆斯特丹说，“通过莎士比亚的眼睛和他的描述，我们重新回顾欧洲的现代化历程。许多正在困扰当下的全球性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悄悄萌芽。”凯伦认为，博物馆要举办富有思想的展览。当下的世界正变得日益动荡和不安定，很多隔阂都因为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而博物馆可以通过历史的呈现、文化的解释，产生积极影响。
无独有偶，2011年伦敦电影博物馆、伦敦交通博物馆和牛津故事博物馆等六家机构荣获英国“幸福博物馆基金奖”。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展览和教育项目，彰显博物馆是故事与游戏的乐园、是疗伤之所，博物馆探索与自然世界的联系，关注精神健康、流浪人口、社区管理，加强本地合作。总之，挖掘博物馆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幸福感提升方面的巨大潜能。
在欧美博物馆中，策展人占据着重要地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曾说，世界级博物馆的核心指标是“策展人”。他们是多面手，一方面，对于某领域、主题的藏品、研究谙通，并拥有择取展品的权限，同时在长期经验积累后形成优势领域。而策展人惟有从藏品中发掘灵感，并具备学术上的通观视野，方能真正挖掘展品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们熟悉展览的运作方式，在策展团队中担纲主力，并将展示主题、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设计团队。更重要的是，策展人还得熟稔目标受众、游客体验、参观动机等，以呈现观众难忘的观展体验。比如，在策划对外文物展览时，就必须抓住国外受众的兴趣点，并择取具有感召力的话题，将中国内容和国际表达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博物馆普遍未建立起策展人制度。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机构主办的“博物馆展览策划专题培训班”等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相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同时，建议建立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平台，对博物馆展览项目进行过程性论证并提供学术支撑等。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好的导演、演员，剧本，甚至是剧本依托的小说。好的展览同样如此，需要好的策展人、展品展项，内容文本，以及在此之前的学术大纲。其中，讲好故事始终是关键。它们是不带说教的传播，鼓励个人反思，以及公众探讨。它们允许受众想象另外一片时空，在共性中找寻个性，对他人感同身受。它们保存个性和共性记忆，并同时与成人和孩童对话。
其实，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擅长讲故事。我们一直都在讲故事，也一直在找寻故事。近些年来，讲故事这一艺术传统得到了重新发展，国际上YouTube等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人都可变身为故事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没有理由不参与进来，在展览中吸收、利用这个人类的惯常习惯和工具，也是大势所趋。事实上，展览策划者、设计师、教育工作者都是讲故事的人，区别在于他们使用不同的素材，受不同的准则指引。而博物馆也是说故事的地方。它们的存在正因为很久以前，有人相信一些故事值得为一代又一代的人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