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化的拓展：原因、进程与后果
来源：
东南文化
作者：
严建强 毛若寒
发布时间：
2023-01-10 09:05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en Hooper-Greenhill）在描述博物馆的急剧变化及人们面对这些变化所表现的态度时写道：“在过去几年里，博物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重组。变化是极端和迅速的。对许多热爱博物馆的人来说，这种变化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出乎意料的和不可接受的。它抛弃了以前关于博物馆性质的假设。”事实上，格林希尔指出的变化并非近年才出现，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而是由来已久和持续的，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若对这一变动的历史做仔细深入地梳理，可以发现导致博物馆持续、深刻和多方位变化的原因，与一种我们称为“博物馆化拓展”的现象有关。正是这一持续不断的拓展给博物馆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问题，从而导致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功能及其内部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与方法等一系列变革。鉴于此，探明博物馆化拓展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就成为我们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并采取明智行动的可靠依据。
一、博物馆化与博物馆性
“博物馆化”是捷克博物馆学家斯贝尼克·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y）在尝试构建科学博物馆学体系时所提出的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知识理论，作为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稳定与永恒的特质。博物馆化正是斯坦斯基为此所寻找的具有稳定与恒久性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博物馆化是人类对物的一种独特的认知与态度，其本质是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使“物”转变为“博物馆物”。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在人类形成后即出现，并且不会因机构的消失而终止。
博物馆化何以发生？其心理学依据如何？由于收藏的对象是物，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物”及人类对物的态度。
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借助“物”而达成目的。从承载信息的角度来看，物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器物基于实用功能的目的而制作，人们在制作时并没有传播学的思考，物是纯粹的实用器。然而，在物的使用过程中，物成为某一事件曾经发生的证物，抑或成为某种已逝情感的寄托，从而在不经意间成为意义的载体。另有一类物，人们在制造时已带有某种传播学的诉求，比如一些物品上有符号或图像，其意义正是制造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无论哪种类型，它们都具有超越物质功能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
物的这种特征使它在提供实用功能之外可对人的情感发生作用，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态度。当人们与物产生情感关联，尤其是在物中发现了对自己而言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后，就会导致人类的独特行为：将物从它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中分离出来并妥善保护。斯坦斯基将这种意义与价值称为“博物馆性”（museality）。这一将物与其现实时空分离的过程就是“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通过博物馆化，“物”（object）转化为“博物馆物”（museum object）。
博物馆性是理解收藏文化与博物馆文化的关键概念。在人类收藏史上，收藏品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持续的拓展与扩张，其关键原因就是博物馆性的开放性和泛化。也就是说，人类对物是否具有博物馆性的判断变得越来越敏感和宽容。之前被认为普通的物品，由于敏感性的增加，人们便发现其中蕴含的意义和价值，收藏的动机也随之产生，由此，越来越多的物转化为博物馆物。人类的收藏无论从数量还是类型，都出现极大的增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精神性成长，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由表面向内部深化，更善于从物中发现丰富的精神内涵。另一个原因则是收藏的社会化。近代社会形成后，伴随着收藏主体扩展到学术团体、学校、企业、基金会及政府，收藏成为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为。不仅收藏视野极大扩张，保存能力也大大增强。
二、博物馆化的拓展
人类收藏史的演进以过去的、经典的、可移动的、具有三维空间的物质属性的“古董”为原点，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兴起而逐步展开。这一进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最具实质性的仍体现在博物馆化的拓展上，这一拓展经历了从经典到日常、从可移动向不可移动、从物质到非物质及从过往到现生的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带来了新的增量和类型。
第一是从经典到日常的博物馆化拓展。早期的精品型收藏主要关注美丽珍贵的事物，相应地产生了精品定位的艺术类博物馆。这类物品通常是各时代人类文明的代表性杰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而受到经久不息的追捧。随着区域社会的形成，人群与特定地域形成了亲密和稳固的关系。人们开始建立地方历史学会、撰写志书，希望通过整理文献和收集文物来探明本地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特征。这类收藏更关注物品作为记忆载体的身份和价值，它们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能够有效证明本地曾发生的事件和现象。这类博物馆负有明确的传播使命，有责任向观众讲述这片土地与人们的故事，为他们梳理历史的脉络并增强社区的文化认同。与此目标相关的博物馆有多种类型，包括地方博物馆、方志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以及以本地有关人物与事件为主题的纪念馆等。
第二是从可移动遗产到不可移动遗产的博物馆化拓展，这与工业革命及近代社会的形成有关。在大拆大建的浪潮中，许多人们熟稔的景物迅速消失。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法国政府于1840年颁布了世界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案，开启了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的先河。这种“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通过法律文件来实现。
这种拓展浪潮中产生了两种影响颇大的博物馆：露天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前者是一种将各地孤立落单的历史建筑易地重组，再用展演的方式再现历史生活，属于非原生态、非原生活的博物馆类型；后者则是完整地保持原有的建筑及格局，让原居民按照传统的方式生产与生活，既保留了建筑的原生态，也保留了居民原先的生存方式，属于原生态、原生活的类型。
第三是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拓展。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率先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此后得到了东亚、美洲和欧洲的积极响应。无形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以人的文化行为为载体的过程性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感知，既不可以超越空间，也不可以超越时间，必须满足“在地的”和“即时的”条件。如果不是身处现场，那就必须通过记录与播放设施。基于这一特点，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不能通过简单的分离，而需通过现场展演或装置对原发过程进行记录与播放，所收藏的实际上是一种“现象—装置”的结合体。
第四是从过往向现生的博物馆化拓展。在人文历史博物馆领域，长久以来人们都奉行物“以古为贵”“以稀为贵”的理念。不过在今天，各种反映行业现状和当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物品等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至于自然博物馆领域，其在兴起时就表现出对现生世界的关注，所收藏的动植物标本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到现在，自然博物馆的博物馆化拓展出现了新现象，表现为将标本视为一个系统，比如在征集鸟类标本时，人们也收集它们的巢，并录下其鸣声，以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活体展品等。
通过上述四个环节的突破，博物馆物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类型也极为复杂和多样化。从内容上看，我们将这些物品分成“自然”与“人文”两大部类。这两大部类又都包含“过往”和“现生”两大部分。从存在形式看，它们有“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和“无形的”三种类型。将这三个要素进行组合，就形成博物馆物的清单（表一）。
以上是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化拓展的成果。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领域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拓展有关。
三、博物馆化拓展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回到格林希尔所谈到的现象。博物馆持续的（有时是急剧和迅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博物馆化的拓展有关。这一拓展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博物馆物的增长导致了博物馆类型的丰富化，新兴博物馆履行传播使命又为博物馆的组织机构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大量以学习与理解为宗旨的博物馆的出现又为展览建设带来新挑战。
（一）引发博物馆家族的急剧扩张，呈现出类型多样的博物馆世界
博物馆化拓展带来的最明显后果是博物馆家族的急剧扩张：上述每一类博物馆物都形成了相应的博物馆，并形成以下博物馆类型清单（表二）。
需说明的是，此处列举的博物馆类型是依据藏品的学科属性而分类，是一种被理论概括的纯粹形式。在现实中，博物馆除了依藏品学科属性外，还有按管辖机构的级别、按藏品所有及经营的主体，以及按主要服务对象等分类。另一些博物馆呈现出多学科混杂的综合样式。例如，地方博物馆通常就包含各种藏品类型的综合内涵，既有人文的、也有自然的，既有过往的、也有现生的，既有物质文化的、也有非物质文化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家专题博物馆可能只涉及某一学科领域内很小的、很专门的一部分。这种复杂的组合和细分使得现实世界的博物馆五花八门、多样纷呈。
（二）导致博物馆定义处于持续和长久的争论中
在早期博物馆类型相对单一的情形下，博物馆定义容易包含各种类别。博物馆类型剧增后，要确定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变得困难。不可移动遗产进入博物馆物的范畴，尤其是大型的文化空间如考古遗址、自然遗迹、生态博物馆等，与传统的室内博物馆大相径庭，博物馆如何将它们纳入定义中？“机构”是否依旧是一个适宜的词汇？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并进入博物馆后，原先的博物馆定义中所强调的“物”的属性是否还能坚守？随着现生和活体标本进入后，“遗产”这一概念是否依旧适用？
从功能上看，随着博物馆化拓展和新型博物馆的加入，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博物馆很少会自觉承担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的责任。但在自然科学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类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等都承担了大量的科研任务，于是，在博物馆定义中就增加了这方面的任务。随着地方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的兴起，博物馆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教育职能。面对这样的现实，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改变了定义中研究与教育的位置，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
可见，博物馆化的每一次拓展、每一次新的博物馆物和新的博物馆类型的诞生都会为博物馆理论界带来新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持续修改中的博物馆定义正是理论界对博物馆化拓展的现实所作出的响应。
（三）导致建筑形态及营造程序的变化
新博物馆类型的增长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博物馆建筑的形态及营建程序。早期藏品和展品基本属于精致小巧的可移动物品，对展览空间没有特殊的要求。随着新类型博物馆物的进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从实物展品看，一些大型的工业产品、生物标本、民俗与民族学物品的进入，对展览空间提出了新要求；从非实物展品看，作为不可移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代理者，包括大型复制品、情景再现的大型媒体技术、大型操作互动和体验装置等也有各自的技术参数；从深化拓展教育的目的看，辅助性阐释的电影院、小剧场及各种拓展教育项目都使得建筑的功能性结构变得非常复杂。这种复杂的、非标准化的结构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化设计方法，而必须先行调查资源特征与规模，初步设定表达方式和审美风格，然后才能确定建筑的规模、形制、组合关系和特殊空间。在这类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总规划（master plan）就成为保障质量的必要环节。
（四）导致展览建设的一系列变化
博物馆类型的增长导致展览要素复杂化。在传统的以艺术精品为主体的展览中，展览要素是单一的，为“单一的实物展品要素体系”。但随着不可移动遗产、非物质遗产进入人类收藏的视野，它们也成为博物馆讲述土地与行业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常采用造型与媒体的方式进行再现。另一方面，为了对展品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也会采用造型物、媒体和装置等进行辅助。随着造型、媒体和装置的进入，上述单一的实物展品要素体系也被改变了，出现了“多元混合的展品要素体系”。展览要素的复杂化也强化了前文提到的展品的非标准化特色，这给展览的制作带来了大量新问题。
在传统的美术馆，策展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作重点是提炼主题、组织展品。由于艺术作品主要满足人们的审美与欣赏，且作品本身就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和自明性，策展人对展品的阐释责任并不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加上单一的实物要素展览机构比较简单，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策展与设计的难度相对较小。但随着以学习与理解为宗旨的博物馆的兴起，许多展品不再是精美的艺术品，而是记忆的载体。这类展品的价值与意义蕴藏在物的深处而较难被理解，所以，对它们进行阐释就成为策展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另外，以阐释与叙事为特征的主题性展览，其展品要素变得复杂多元，非标准化增强也使策展工作变得复杂，例如如何将展品组织成一个有效实现传播目的的有机系统，如何让观众通过观察与阅读理解展品的内涵。博物馆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在策展环节需由策展人、释展人和设计师构成的团队运作。
3.质量保障的复杂化
在这个复杂的、以非标准化为特征的营建过程中，如何有效保障展览品质也变得格外复杂。在以欣赏为主的展览中，由于人们的审美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难以对观展获益进行度量。但对以科学普及为使命的博物馆，揭示事物真相、传播科学知识是其职责所在，展览的传播效益及观众参观受益程度成为验证博物馆质量的核心维度。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优质的策展，而且要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将其落到实处。为此，博物馆界建立了包括前置评量、形成中评量和总结评量三大环节的质量保障系统。在博物馆建设程序上，许多国家采用了总承包制，在始点进行招投标确定团队，由该团队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保证策展思路得以贯彻落实。
四、结语
为对导致博物馆持续变化的原因作较全面的分析，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博物馆化拓展”这个关键节点上。这是因为博物馆化拓展既是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与观念变迁的产物，又是刺激与推动博物馆各个环节进行变革的直接动力。在前一个环节，随着文明演进的精神性成长和社会变迁中收藏主体的扩张，人们得以从更广大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面理解物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记忆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博物馆化的拓展。在后一个环节，大批新成员给博物馆带来新的使命与功能，使博物馆物收藏活动自觉地打上传播与教育的印记。正是出于对传播与教育使命的有效履约，博物馆在众多方面展开了变革，包括组织机构、场馆硬件、展览建设程序、理念与方法以及展览评估和拓展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不必把博物馆变化视作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因素而惶然，相反，应将它们视为博物馆响应时代变迁召唤、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了解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观念和行动上的滞后之处，作出积极改变，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有更准确的判断和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使我们的建设行为更加清醒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