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亦园先生的“告诫”：忌在多个领域同时发力

1993年长江三峡工程启动，“国务院三峡办”文物保护规划组（挂靠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任组长）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持长江三峡库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工作，此为整个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的一部分。国家文物局编：《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之附件“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报告”，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1996年保护规划方案初稿完成之后，庄孔韶先生邀请李亦园夫妇、庄英章夫妇来三峡现场考察，一是指导规划文本的修改和提升，二是研讨在三峡地区结合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开展多学科合作。我作为规划文本的执笔人，全程陪同李先生和庄先生从武汉到重庆进行近两周的考察，有机会向两位前辈求教如何兼容多学科视角、如何进行田野、如何发现新的前沿性课题等问题。在我二十多本“三峡田野笔记”里，有一本记录了这次向李亦园先生（包括庄英章、庄孔韶先生）问学的谈话与思考。我那时候正在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于选题主题和学术方向一直在长江三峡和山东台头村之间“游移不定”。我的指导教授林耀华和庄孔韶教授希望我选择杨懋春先生研究过的“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村”，这个地点属于人类学的名村，后续的学术回访与“接续性”研究刚好空缺，“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过短暂回访的戴蒙德（Norma Diamond）教授也是林先生的老朋友，而我作为山东人也更容易“上手”。林先生帮我给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家戴蒙德写了信，希望寻求她的帮助，她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数次到访台头，沿着杨懋春的学术道路，寻找人类学中国故事的学术轨迹，并写出“中国的模范村庄”等学术论著，她很快回信表示支持，她的田野笔记和照片均免费提供给我使用。但是，我自己因为那几年一直在长江三峡调查，手里积累资料更多，研究经费充足，时间也更有保障。我曾一度设想是否也可以像庄孔韶教授当时一样“两个题目同时做”，因为两个地点我都不愿意放弃啊。正是在这段与李亦园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他严肃告诫我不要试图在多个领域同时用力，博士阶段以及后续的学习研究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办一件事”。他讲到，表面上看王国维先生似乎是一个例外，他同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顶级的成果，如果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观堂先生更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办成一件事”的典范。李先生的告诫，对当时的我可谓醍醐灌顶。

　　我于1985-1989年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博物馆学专业学习，是吉大考古学系博物馆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入学时属于历史系，1987年考古学专业和博物馆学专业独立建系，成立考古学系，我们属于“吉大考古创系”的一代。吉大考古学科的特点是实践与理论并重，突出强调田野考古实践，每一个学生必须经过“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才能毕业。博物馆学专业也要修习考古学的基本课程，也要经过两次“专业实习”。我个人的学术训练在考古学、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方面比较系统。1989年本科毕业时有幸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的跨校推荐生还是比较少见，所以南开博物馆学专业搞了一个严格的学术测试，其中“古代器物学”的内容最多，大约有十种主要青铜器的名称、功能以及各部分的名称（如青铜戈的胡、内、穿、脊、刃等）。我的商周考古课和古代青铜器研究课都是林沄先生主讲的，古文字课由陈世辉和吴振武老师主讲，我都学习得很扎实，毕业论文是关于山东史前陶文的，在当时属于前沿研究，由何琳仪、林沄和孙敬明三位老师指导并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因此老师们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硕士阶段又有幸跟随李学勤先生学习，李先生重视古代文献，我是从《汉书·艺文志》的学习开始，熟悉古书，他给我确定的研究方向是“古代玉器与中国文化”，这样可以兼容考古学、器物学和文化研究，他希望古代玉器研究可以具有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水平。1993年毕业后入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博物馆学专业任教，1996年以后跟随林耀华、庄孔韶两位教授在职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都非常幸运，有机会跟随最好的老师学习，但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三个学科的跨度还是很大的。

　　李亦园先生在充分了解到我的这些情况后，就说他原本也是李济先生选中和张光直先生一起做考古的，但当他们开始进入考古田野实习之后，身体的不适感开始加重，在考古发掘现场还生了一场大病，他和另一位同班同学就改由考古方向而跟随凌纯生先生进行民族学（也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实习了。李先生是台大考古人类学本科第一届学生，全班只有三位同学即张光直、唐美君和李亦园，第二届只有一位同学乔健，如今都是成就非凡的学术领袖。李亦园：《田野图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在这段与李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在江山如画的美景里，或在游轮的甲板上，或在俱乐部的酒吧茶室里……与李先生促膝长谈，先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历、人生经验传授给我。李先生反复强调说，博士阶段最好只做一件事，而且多学科合作通常也不是一个人同时兼做几个学科，而是每人集中做好一个学科，大家一起合作，否则就太苦了。他也建议我选择一个“标准的田野点”做博士学位论文。在后续的学习工作中，我才慢慢体会到老师们的用意：跨学科的学生要选择能够受到最系统人类学学术训练的学位论文选题。

　　在宽松的问学气氛中，我对于作为学术工具的方法和对于决定学术思想的视野，逐渐在头脑里有了划分。但是，李亦园先生告诫我的“一个阶段只做一件事”的确更让我受用终身。像我这样兴趣广泛，我该如何具体落实呢？

二、场域、制度与学术选择：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

　　在以后的学习、教学和研究中，我慢慢发现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博物馆和博物馆实践，可以将我的学术兴趣、已有的学术训练和工作积累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我从事的教学工作也属于博物馆学和人类学，满足李亦园先生“在一个领域集中用力”的告诫。我后来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才知道我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在美国人类学学会（AAA）中有一个分支就是博物馆人类学学会，在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中则有一个民族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和新博物馆学运动专业委员会。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28年，除了指导人类学硕士生、博士生外，主要是给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上课。文博教研室在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阶段叫“历史民族学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体系中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始于民族学系成立时的1983年，先招研究生，在民族学中招收“民族博物馆”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为了配合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筹建培养专门人才，费孝通、林耀华、吴泽霖等大家都给这个班讲过课，在赴海南进行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文物专项调查时费孝通先生给他们主讲了调查方法的课程。1985年获得教育部批准新设博物馆学本科专业，1986年正式招生。第一届研究生后来大多成为民族博物馆领域的翘楚，如中国民族学会民族服饰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主任委员杨源馆长。在民族学教学体系中设立博物馆学专业，是林耀华先生从欧美国家高等教育中总结出来的，它不同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在历史学、考古学体系中设立博物馆学专业的做法，就中央民族大学而言也是沿袭了“研究部”设立民族文物陈列室的传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部时期，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阵容强大，最初由副院长费孝通教授负责, 原燕京大学代校长翁独健教授任研究部主任兼东北内蒙古研究室主任, 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冯家昇教授任西北研究室主任, 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翦伯赞教授任西南研究室主任, 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任藏族研究室主任, 原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教授任中东南研究室主任, 民族文物研究室由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教授任主任，汪明禹教授任图书资料室主任。以后又建立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研究室, 吴文藻教授任主任。中苏边界、中印边界勘察时，研究部又设立了资料翻译组。杨成志和吴泽霖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学博物馆的两位创始人，杨先生奠定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良好基础，吴先生不仅参与这个博物馆的早期建设，还创立了中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

　　因此，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学术生活的圈子其实就是中国民族学博物馆的核心圈，在新的时代迫切需要与国际博物馆人类学的圈子交流、对话与合作，这个任务可能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2006-2009年我有机会和杨圣敏、王建民教授一起主持修订“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工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编辑各修订小组的修订稿与相关工作中，与全国从事“民族大调查”的机构、团体和前辈学者陆续建立了联系，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民委的支持下，丁蔷处长和我处置启动了“民族大调查亲历者访谈录”计划，完成了近300位“民族大调查亲历者”的学术访谈，因此在文献系统整理之外，又获得了丰富的口述史访谈资料和散落在个人手中的文献、照片等资料。在中央电视台特别是汤文靖博士等人的支持下，这个访谈采用了同步进行专业录音、专业录像的做法，遵照“知情同意原则”，形成了访谈录音转录档案、视频原始档案、文字整理稿和视频编辑稿等。这项工作成为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大调查学术回顾文献整理和当代价值研究”选题的核心来源。

　　在此项工作中，一个谜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民族博物馆没有得以建立？”甚至在如今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中“博物馆（学）”的比重仍然不高。

　　熟悉欧美国家人类学发展的同仁都知道，那些人类学重镇都有非常出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博物馆中藏品总量都超过200万件（套），令人称羡。所以著名人类学家克虏伯说：人类学家有自己的博物馆。

　　回顾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审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职业生涯，1840-1890年常被称为人类学的“博物馆时期”,1890-1920年被称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大学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类学才进入大学。所以，1840-1920年被称为“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在人类学民族学尚未被大学系统承认为一个独立学科之前，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工作环境，是一个让对此新兴学问有兴趣的学子可以在其中求取专业知识的场所。戴丽娟：《法国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兼论人类学物件之特性及实证人类学之建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季刊，第77本第4分，2006年，627-696页。不仅法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玛格丽特·米德的工作单位就是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人类学部，网上流传的人类学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库房，就是这个博物馆的人类学库房。

三、民族志方法：新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人类学的视野

　　弗罗拉·E.S.卡普兰（Flora.E.S.Ka p-lan）说：博物馆人类学是人类学家以“博物馆主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既包括（一）人类学家在博物馆里所做的研究，也包括（二）关于博物馆的研究。系统研究美国博物馆人类学官方刊物《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的历年主题，会发现在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中以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为主，其中对于人类学博物馆以及其他类型博物馆等的批判性反思研究为近10年来的主流论述。

　　前者一般将收集自世界各地的物件（或标本）按照某些人类学理论加以探索，通常进行跨文化比较（也就是比较民族志的研究），提出新说或验证某种学说的合理性，这类研究虽然也是广义的“摇椅人类学家”的一部分，但由于这些藏品主要也是以往的人类学家在“田野”（field）里收集起来的，所以这些研究近年来也逐渐被“部分地”看作是“田野工作”，也就是在博物馆里进行田野工作。

　　后者将博物馆视为现代社会的某种现象，将博物馆看作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形态，而博物馆实践（museum practice）是“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这个社会事实既是杜尔干主义意义上的，属于总体社会事实的有机部分，当然也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意义上的，博物馆扮演了一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功能，因此也是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把博物馆组织（机构）看作类似传统的乡村社会或城市街区一样，是一种社会的或文化的有机体，进行为期一年或一定时间的人类学式的科学观察，也就是参与观察，也可以是一种非常浪漫主义情怀的人类学探险。但是，乡村社会通常是一年四季，一年为一个基本生活周期，人类学田野观察需要一年的时间。而对于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多久呢？还是一年的时间周期吗？又如何进行参与观察呢？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是最好的观察者视角吗？博物馆的实践过程从收藏实践开始，建立博物馆机构，藏品入藏与藏品体系，不同学术进路的研究（包括藏品分类），以“文化产品”形式的展览和价值传播，等等，这是一个长长的工作“实践过程链”。以收藏为例，收藏对于博物馆来说如要形成一定的特色收藏体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具体的收藏而言，很多珍贵藏品的入藏，大多时候都具有可遇不可求的性质，具有偶然性。展览从提出方案，到文本撰写，到展览制作、布展和开放，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代表博物馆性质、使命和任务的展览一般是基本陈列，它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以博物馆为人类学田野的博士论文写作花费2-3年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时间成本还是很高的。现有的博物馆民族志研究大多数都是局限在3-6个月的周期，以一年或更长时间为限度的博物馆民族志研究也有不少。

　　主客位互渗的当代民族志方法，要求完成客位立场的观察描述，形成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的对话、分析与解释，即在实证主义的学术脉络里，对博物馆实践进行定性的甚至定量的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事象，只有建立比较的视角才能发现“差异”和学术性问题。研究博物馆的人类学者，或者在博物馆中工作，或者与博物馆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会很快反映在博物馆的具体实践中，这些实践成为后来人类学者研究的内容。简言之，立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和学术脉络，研究“博物馆实践”，就自然会包括在博物馆里从事人类学和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主题（有时，这两个看似独立的内容，其实也是相同、相容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博物馆实践，民族志方法都是很重要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方法。坚持学术学理取向，注重专业实践操作，同时兼顾博物馆与当地社群互动，如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到底是以物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人关系为中心，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在人类学的脉络里具有怎样的意义。因此博物馆民族志成为一种方法，当然也是一种学术视野。

　　博物馆民族志作为人类学者对于博物馆实践（社会现象、社会事实）进行观察、研究的过程记录和结果呈现，从人类学历史发展而言，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表征他者以寻求科学知识的博物馆民族志研究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以构建平等民主的博物馆民族志研究阶段。收集异域文化实物，表征他者：博物馆民族志的过去。自18世纪中期人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对于遥远他者的想象使得不少人类学家不单选择在其国内博物馆工作，更是与探险家、商人、殖民官员、传教士等一道，通过交换、售买、馈赠等交换方式，或诱骗、偷猎、殖民掠夺等不平等交换方式，征集原属于“异文化”（他者）代表性物件，带回殖民母国，作为“学术战利品”被大学或博物馆收藏，按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等现代学科知识加以分类，并布置排列在固定场所，这些场所就是后来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通过代表性物件（objects），寻求学科（subject）的逻辑周延，隐喻属于“历史化石”的遥远人种族群、文化上的“异类”，构建欧美中心主义的自观镜像。更有甚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殖民行为提供合法化外衣。博物馆既是知识的收藏所，也成了殖民主义的文化庇护所。后殖民时期对于博物馆的批判，对于遗产话语权的批判，正是基于此点。

　　从民族志的书写来看，这些材料多经由大量深度田野调查得以系统梳理编排，由对应田野日记、图像照片和文献记载得到进一步佐证，人类学“民族志时代”的贡献有目共睹。此外，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代表性实物的收集也是基本功。无论摩尔根的文化观，还是泰勒的文化观，都强调实物证据的重要性，类似于动植物标本对于生物学家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晚近以来，对于欧美洲博物馆收藏品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相当多的藏品属于人类学者与当代人的“某种协作”，并非单向的运动。无论如何，在批判反思的框架下，这类知识精英主导的民族志修辞风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表征危机。

  多元主体参与和世界共融的文化观。当代博物馆民族志对于文化想象、民族想象的批判非常激烈，殖民文物归还已然成为主流话语，对于博物馆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博物馆界，寻求新的、思想性的“博物馆的起源”也就是博物馆的“现代起源”成为必然。公共性成为评价现代博物馆的第一选项，也就是博物馆的当代思想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发起了一场崭新的博物馆运动——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运动,法国的环保部部长亲自参与，站在后工业社会的视角重新认识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博物馆看作文化工具重新探索它具有的可能性，提出在废弃的工矿企业等地以居民自主的方式建立围绕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博物馆这场运动被称为新博物馆学运动，1984年随着《魁北克宣言》的公布，新博物馆学运动正式成立。

　　新博物馆学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它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主张居民（本地人）是文化的主人，拥有文化的解释权和决策权；二是文化保护与发展必须很好兼容和结合，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化和社会；三是不同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普通人的文化具有和精英文化同等的地位。因此在此新博物馆学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移民博物馆等不同主题和类型。

　　新博物馆学对于中国的影响就是在贵州、广西等建立了生态博物馆，我有机会参与这些博物馆建设，如广西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中，我参与了9个馆的开馆剪彩仪式。对于我而言，我的博物馆人类学的探讨，必须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从2002年开始，我先后主持了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规划、山西平顺县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规划建设、浙江松阳县乡村（生态）博物馆群规划、浙江舟山海洋渔业文化生态博物馆规划等生态博物馆的“落地”项目。我在东部地区主持的几个生态博物馆建设，因为属于回答费孝通“富裕之后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与西部民族地区当时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形是很不同的，因此被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苏东海称为“生态博物馆的第三代模式”。对于我而言，作为人类学者参与博物馆实践是自身民族志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践行新博物馆学理念的重要机会。

　　从世界范围看，新博物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所涉及的主题更为深入，受去殖民化、自然主义运动、启蒙批判反思等思潮的影响，博物馆民族志书写出现文化批判转向，民族志撰写的诗学性、文化政治学等维度成为博物馆展览文化研究的主流，博物馆作为知识空间的意象受到挑战，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记述也不再拥有科学权威性的唯一面貌，博物馆展览被看作一种文化镜像，一种文化展示方式，博物馆是一种观看文化的方式，也是一种公共媒介和论坛。人类学博物馆因其早期收藏物件所具有殖民背景，同时难以避免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格外受到“学术的”“道德的”审查和批评。在殖民文物藏品归还的浪潮中，人类学博物馆首当其冲。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人类学逐渐成熟。

　　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民族志，将博物馆视为一种社会文化事象和一类可持续探究的主题，这昭示人类学和社区参与介入均需面对社会文化变迁和博物馆的不断更新。专注于认识论批判的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专业操作的任一方面——征集、收藏、记录、研究、展览、教育、传播——都被某种认知方式所启迪所渗透。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从欧美著名的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展示中心、艺术馆到原住民文化展演中心、各类遗产保护区等，都已成民族志田野调查研究的地点。如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将民族志博物馆喻为“文化接触地带”，即博物馆专业人员与博物馆物件藏品之原初社群人们相互沟通协作的空间，开启博物馆物件研究的多向度、多界面接触碰撞对话可能。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用参与观察介入的民族志方法，分析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公共文化制造背后的复杂政治性、机构性协商，将围绕热点公共议题——食品健康卫生安全的策展机制、成员分工、观点分歧、内部张力、未实现的遗憾等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双重脉络里呈现。她是第一个将“厨房搬进博物馆”的人类学家，而使用案例是英国饮食文化，一般认为英国有食物但没有“文化”。

2018年我和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人类学教授兼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溥摩根（Morgan Perkins）在北京共同合作举办“博物馆人类学工作坊”，通过中外人类学学者的六次对谈，对殖民文物（object和subject之间的规划）、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收藏实践、艺术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以及展览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未来等进行了深度交流、沟通和讨论。在国际上，我和溥摩根也共同发起“博物馆人类学国际工作坊”，对于遗产的未来可能性进行分享与交流（甚至辩论）。众所周知，如今的遗产类别已经延续到工业时代的遗存，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签署时的设想大大不同，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会给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因为参与长江三峡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工作，此后被推荐参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前身“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起草工作，参与“非遗工程”的起草工作，我因为熟悉生态博物馆的“规则”所以在国家“非遗工程”中将创新性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其实它来源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这个秘密我一直保守着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解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共有5位起草人，其中4位是人类学家或有人类学背景的。主导了全球的“非遗保护”，应该是21世纪人类学对于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我们有幸全程参与。

四、简短的小结

　　博物馆收藏的物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三价值体系构建了以往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学甚至考古学、历史学关于藏品研究的主流框架，无论历史文献、美学艺术、科学价值都是偏重静态性的观察。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倡导的“跨越学科边界”（cross-border）即用艺术、美学和技术的交互视角看待民族志物件，如从技术的、美学的和功能性的多个学科视角研究纺织，这样的倡议与其说是回到物件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不如说是重新创造了当代科学主义和行动主义理论的语境。詹妮弗·夏侬（Jenniffer Shannon）在研究美国华府国立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我们的生活”时，将展品定义为反映科层、人类学者与社区合作以及博物馆媒介三者的“融合结果”，展览是在三方的“协商”之下形成的，展览的生产者、生产过程与展览（产出物）都同等重要，而展出的“物件”受制于所参与学科，即物件（object）与学理（subject）之间，彼此“成就”，难以简单割舍。仅仅研究“收藏史”而不兼容“思想史”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当代人类学视域下的博物馆民族志，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博物馆实践：一是作为内容形态的博物馆，二是作为机构和组织形态的博物馆，三是作为建筑形态的博物馆。三者当然相互关联互动，但从民族志的视角看，可以独立进行观察研究。作为内容形态的博物馆实践，主要是收藏实践、展示实践和教育实践，这类研究就是非常具有博物馆“内部性的”研究，人们常说博物馆是“内容为王”，说的就是这个部分。博物馆作为组织机构形态的存在，在日常实践的背后，会有突出的时代性、在地性，是某一个时期“科层化”的直接反映，博物馆提供了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方向，个体性能动也是观察研究的要点。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博物馆5788座，是指所谓机构形态的博物馆，只要登记注册且完成年检就是一座博物馆。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博物馆首先是其作为建筑形态的存在，通常所谓博物馆是城市的地标、文化窗口或市民公共文化空间，所指就是这个方面。

　　当然，就民族志研究来说，博物馆的设立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大众走进其中，作为观众观看展览，参加讲座，参与活动，“消费”博物馆提供的文化产出，与前述三种形态博物馆是并置关系，共同构成博物馆过程。此外，博物馆与所在社区、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特别是生态或社区博物馆原本就一个社区，在博物馆实践中将社区整体作为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形态在前述三个基本形态上出现了“形变”与发展。

2020年我参与“中国博物馆公开课”栏目策划，这是一个向网络观众免费开放的专业课程，我主讲了其中的第三讲《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博物馆》，“现场”听众不足百人而网络听众超过70万，文字稿整理发表后，读者超过100万。我从事人类学研究超过30年，迄今发表了110多篇论文，全部作品的读者都不会超过100万。2021年暑假，我在这个平台上主持一组5名人类学家的主题课，邀请了纳日碧力戈、庄孔韶、王建民、张小军、张誉腾等知名学者，网络听众超过300万。互联网、物联网新技术已经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网络对于博物馆的影响已经“难以预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博物馆民族志的可能和可行，对于虚拟博物馆、云展览等网络形态的博物馆，也不能忽视。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博物馆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于我而言，詹姆斯·克利福德提出的博物馆作为交互地带（museum as a contact zone）的理论,麦夏兰提出的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镜像”的理论（museum as a mirror）以及罗伯特·拉姆利的博物馆是一架“时间机器”（time machine），等等，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认识论上讲，社会与文化之间关系复杂，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这是社会决定论的观点。社会与文化之间是“一体两面”还是“互为镜像”“互为嵌入”，有静态与动态两个观察视角。国际博物馆协会在阐述自身使命时说：博物馆在保持其原始使命——收藏、保护、交流、研究和展览的同时，也在逐步增加新的功能，使自己与所在国家、社区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今天，博物馆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和冲突。通过在当地举办活动，博物馆还可以倡导和缓解全球性问题，努力积极主动地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作为社会的核心机构，博物馆有能力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对话，为和平世界搭建桥梁，并定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博物馆也在更广义的语境中不断地定义自己。因此，方法只是一种工具，视野才决定学术认识和学术高度。

2017年4月18日李亦园先生去世，李先生的公子李子宁教授专程来北京，将李先生生前喜欢的一款领带送给我作为留念，这让我非常感动。李先生在三峡考察时曾写过一首小诗，我当时随手记录在笔记本里，今抄录在这里以对李先生的深深纪念。需要说明的是，李先生属羊，同行的田宏亮博士也属羊，于是就有老羊和小羊的称呼。一个小插曲是，庄孔韶教授在写给李先生的邀请函里介绍了考察成员，田宏亮博士是最后一个，名字前面有一个“和”字，被李先生理解为“和田宏亮博士”。一路上，李先生一直将“田博士”认作来自日本的“和田博士”，李先生客气地称呼“和田君”。我们偶然听到“和田君”，很纳闷，不知道李先生“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直到4天以后游船进入巫峡景区，这个误会才得以解除。我们了解了前后的原委，无不放声大笑，成为很长时间的一段笑谈，为旅途增加无尽的快乐。李先生说：他终于知道他这个老羊呼叫田博士这个小羊，小羊不理老羊的原因了。谈话间，正巧看到对岸有一群山羊在悬崖上觅食，像一道奇观，属羊的田博士大声学羊叫，一开始小羊则完全不理，李先生也跟着旁边起劲，山上的群羊很快呼应。刹那间，李先生口占打油诗一首：

船上的老羊叫船上的小羊，小羊不理；

　　山上的老羊叫山上的小羊，小羊泪汪汪。

　　船上的小羊叫山上的小羊，小羊浑不理；

　　船上的老羊叫山上的老羊，老羊眯眯笑。

潘守永教授

潘守永，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伟长学者（二级）、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情报研究所所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大调查的学术回顾、文献整理和当代价值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名誉馆长，湖南湘西州博物馆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教授。先后以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莱特学者和教育部高级访问学者等身份在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史密森学会访学。研究领域与学术专长：文化遗产研究、新博物馆学、博物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变迁。参与首部博物馆法“博物馆条例”和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起草，参与“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价标准”制定，发起“赢在博物馆”（CCTV），参与“如果国宝会说话”（CCTV）等栏目策划。参与主持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功能与布局规划设计等国家重点项目，主持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示范项目、浙江松阳乡村（生态）博物馆群、山西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策划和建设方案等，是第三代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在国际博物馆学界有重要影响。参与主持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文化产出20的小黄大歌博物馆、上马路苗寨博物馆等项目建设、重庆酉阳桃花源5A景区规划设计等案例近百项。出版《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主编）、《世纪国宝Ⅱ》（主编）、《博物馆里的中国》（10卷）、《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30册）等，主持修订“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版）中的《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文物调查》等，参与编写《人类学通论》《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经典导读》等国家级教材，主持英文报告Research Report on China Museums Development and Career/Professional Training（British Council, 2016）。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10多篇，涉及文化人类学、新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和少数民族研究等议题。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4次，主要学术荣誉有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第八届），哈佛-燕京学者（Harvard-Yenching Scholar, 2002-2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5），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er, 2013-2014），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杰出团队”（2016），伟长学者（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