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的“叙事转向”为跨文化展览策划注入了新的活力。山东博物馆通过构建全球视野的展览叙事体系，将地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风格特征置于全球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展现了中华文明对全球文化的影响。通过“长河共饮草原吉金—鄂尔多斯青铜文明展”与即将上展的“哈萨克斯坦历史文物展”的策展实践可知，跨文化展览策划面临着文化差异与诸多信息阐释方面的困境，为应对这些难题，策展人需依据文化适应的理念，从叙事逻辑、艺术视角、文化连接三个维度塑造全球视野下跨文化展览的叙事策略。全球视角与整体策划极大提升了展览叙事的张力与包容性，为阐释地域文化在全球文明链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字：展览叙事；跨文化；文化差异

叙事是对某个时间序列中真实与虚拟事件及状态的讲述。叙事无所不在，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及表达活动。随着叙事学与历史哲学的结合，全球主要学科都面临 “叙事转向”。面对日益广泛的全球文化互动，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愈来愈重视叙事对地域文化研究和阐释的推动作用。构建既具有全球视野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展览叙事与话语体系，是时代赋予博物馆人的使命和任务。

博物馆以文物为媒介，通过历史学和艺术学等知识去阐释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概念宽泛，是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由一定族群（社群）基于亲缘或地缘关系累积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国内不同地域文化的主题展览策划方兴未艾，以“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品展”等为代表的域外文明展则进一步拓展了博物馆的视野。国内部分地域文化展览主题涉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比，突出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域外文化展则注重阐释其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长河共饮草原吉金—鄂尔多斯青铜文明展”（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展”）与即将上展的“哈萨克斯坦历史文物展”（以下简称“哈萨克斯坦展”）正是一次跨文化叙事的展览实践，山东博物馆旨在通过两个不同文化主题的展览展现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关联与互动，打通中国叙事与全球视角之间的屏障，阐释中国文化在全球文明链条中的重要作用。

一、双展开启文明对话

“鄂尔多斯展”和“哈萨克斯坦展”是山东博物馆同时策划并次第开放的系列展览，展示了全球视域下不同文化叙事的联系。两个展览以公元前5 世纪到2 世纪西域月氏人的东进与西迁为线索，构建中国鄂尔多斯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之间具有斯基泰特征的文化联系，共同展现“早期游牧人”在欧亚大陆的迁徙和流动历程，进而阐释早期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鄂尔多斯展”主要展示我国战国至两汉时期以动物纹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依照用途大体分为兵器、生产生活用具和车马器三类。该展览从器物类别、艺术特征、使用与制造方式等方面展开横向叙事，展现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哈萨克斯坦展”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及践行《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言》的具体实践。该展览讲述月氏人西迁的历史，以月氏人途经哈萨克斯坦留下的“伊塞克金人”的相关文化遗产为核心展品，围绕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世纪和近代五个阶段，纵向呈现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因为两个展览展示的文化和族群相近，策展团队使用了“早期游牧人”这一共同的概念。虽然同时期欧亚范围内的文明对这一游牧族群有不同的称呼，但他们的文化具有统一性，艺术品则有相近的“动物风格”，因此展览将这一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早期游牧人”作为共同的叙事对象，通过对他们生活、军事、信仰等方面的阐释，展现这段少有文献记载却波澜壮阔的历史。

二、跨文化叙事的文化差异与信息困境

跨文化展览面临文化阐释、叙事差异和信息对译等诸多问题，如何向公众提供适宜的展览内容和表现方式，是策展团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策划跨文化叙事展览要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每个人都深受其所在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塑造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在感知世界、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存在很大的不同。以农耕文化的视角策划游牧文化或域外文化展览，虽然符合中原地区观众的认知，但对原文化本身却不太友好。展览涉及大量西域与中亚的人物、地名与事件，如旅居中原的僧人或商人多被称为“奴”，其中戴尖帽的月氏人为“胡奴”，卷发的欧罗巴人为“昆仑奴”等；某些古城因戍边而建，戍边的将领也被冠以“去胡”“驱掳”之名；塔里木盆地两线及中亚地区的古国国王亦多被赐予“亲汉”等号。从中原文化的视角看来，这些名称及所附着的历史是可信且自豪的，但在这些民族看来却可能存在不适。“哈萨克斯坦展”原本有大量祭台、塑像等文物展示当地民族的精神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犍陀罗的佛教、巴克特里亚的奥林匹斯多神教等信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从考古学及艺术学角度对这些早期宗教进行阐释，同样也会因为认知差异而让信众对展览产生不同的解读。因此，在策展过程中，策展团队非常重视这些文化差异的问题。

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文化群体对展览叙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博物馆的策展理念大多基于历史学及考古学，着重展现延续数千年的本土文明；中亚国家的博物馆习惯于西方的叙事方式，以全球史及艺术史视角展现全球的多元文化，其中艺术史视角并非“艺术”的视角，而是通过“艺术品”来阐释历史。实际上，中外展览叙事方式并不存在本质差异，都是用文物向观众讲述一段历史，只是讲故事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哈方提供的展览文本以人类学的方式讲述哈萨克斯坦从史前到近代的民族社会演变，每个历史阶段都借助精美的艺术品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中国策展团队在展览文本中加入了《汉书》《后汉书》中关于西域的记载，从中国文献记载引入中亚史，尽量融合不同的叙事方式，满足不同背景人群的观展需求。

跨文化展览的文本也面临着不同语言的对译问题。两个展览中许多名词源自不同文献，中外文献的对译事关展览的学术性和文本的适读性。“鄂尔多斯展”在介绍古代游牧民族迁徙时不可避免地提到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国以及乌孙、大夏、大宛等中亚诸国，这些名词在《汉书》《后汉书》与希罗多德《历史》、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斯特波拉《地理志》等中外文献中都有所涉及，统一两者的对译问题有助于从中外两个方向铺叙游牧民族的历史，如“大夏”对译为“Tochari”和“塞种”对译为 “Sacae”等。此外，展览中专有名词的恰当翻译对展览叙事极为重要。“哈萨克斯坦展”在溯源塞种人时提到波斯波利斯铭文等记载的三个塞种人部族，在以往的巡展中被译为“饮豪马汁的萨迦人”（Saka Haumavarga）、“戴尖帽的萨迦人”（Saka Tigraxauda）和“海对面的萨迦人”（Scythians across theSea），此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更轻松地接受这些晦涩的信息，在译名上倾向于使用直观、形象的词语，故依据词根“Hauma”（英雄）将“Saka Haumavarga”译为“崇拜英雄的萨迦人”，以直观表达其民族信仰。诸如此类专有名词的对译满足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观众的观展需求，也为讲述游牧民族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跨文化展览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不应仅仅被视为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差异，而应更深刻地理解为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间在认知层面的差异，这构成了一个既复杂又多维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文化差异带来的难题，跨文化展览需根植于文化适应的理念，致力于构建一个融合多方视角的叙事框架，以突破跨文化交流的壁垒。两个展览通过适应和调整展览的叙事逻辑、艺术视角以及文化连接等，形成一种更加包容和符合多元文化背景的展览叙事，从而实现文化差异的消融与重塑。

三、跨文化展览的叙事策略

同时策划两个跨文化的展览，是山东博物馆在叙事理念上的一次重要尝试。两个展览既突出国内外文化的比较，亦强调同一文化的延续。策展团队从宏观视角统筹两个展览的叙事方式，意在营造统一与变化的节奏，引领观众从本土文化背景出发，探索游牧民族的文化变迁，构建全球文化发展全貌的宏观视野。在策划双展的过程中，策展团队特别注重并深入考量了以下三类关键的叙事策略。

（一）重构叙事逻辑

策展伊始，策展团队就对已有的展览文本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把“早期游牧人”中的月氏人作为联系两个展览的纽带，通过民族的迁徙与演进过程统筹整体展览叙事，使两个展览形成接续的叙事逻辑。在统一的叙事框架下，展览叙事也各有特点。“鄂尔多斯展”主要展示春秋至两汉时期的游牧民族的金属饰物。动物风格装饰艺术与中原艺术风格明显不同，展览通过实物比对，辅以文献、简牍等材料，阐明鄂尔多斯地区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拉近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民众的情感联系。这一时期，古希腊人东征并驱使部分原生活于中亚的月氏人东进，后定居于河西地区，这些靠近中原文明的月氏人应是《穆天子传》和《管子·轻重乙》里记载的“禺知”和“禺氏”。他们与北方的戎狄混居，产生了鄂尔多斯地区具有动物风格的装饰艺术，这是“鄂尔多斯展”叙事的缘起。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崛起以及匈奴的兴起，让原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后经乌孙、康居南下，抵阿姆河流域，并击败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创建了掌控欧亚大陆中心的贵霜帝国。由中国北方西迁的月氏人在途经哈萨克斯坦伊塞克湖期间，诸多王族葬于此地。在伊赛克墓地发现的“黄金武士”将引领观众聚焦这群湮没于历史的月氏人，“哈萨克斯坦展”以此为开篇揭开了古代哈萨克斯坦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历程。两个展览综合运用中外文献及考古学资料，将外国语境中的斯基泰文化与东方的中原文化建立关联，让观众从自身的文化本位审视两千多年前的游牧文明，通过跨文化的展览叙事领略曾经横贯欧亚大陆“早期游牧人”的壮丽史诗。

“鄂尔多斯展”旨在突出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并重视地域文化之于世界文化的价值，将地域文化置于全球历史发展序列之中。鲁迅认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强调在全球思潮中保持民族文化独立性，主张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新文化传统，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罗伯特·巴格利（Robert Bagley）则从西方视角对阐释中国地域文化提出类似的观点，“如果中国古代是一种只有由文化当局者用中国特有的语言才能理解的现象，那么它对文化局外人的吸引力也就荡然无存”。展览中的动物风格纹饰是斯基泰艺术东传并与东方农耕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北方青铜器的重要风格。展览的阐释以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质为中心，以具有国际化元素的斯基泰艺术为媒介，从全球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传统艺术。

“哈萨克斯坦展”立足于全球化进程，从中外文明关系与多元对话等方面向观众呈现中亚游牧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展览聚焦地域文化的本地化，从游牧文明席卷欧亚大陆开始，将黑海北岸区的斯基泰人、锡尔河北岸的Massagetae 和Issedones，西域的月氏人和匈奴人整合为早期游牧文化区域，通过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别列里、塔克赛、别列杰夫卡等地的出土文物与同时期中原相近艺术风格的文物进行对照，展示中原文化对中亚文明的影响。展览叙事以欧亚大陆文明的多元一体为整体架构，其间展示的文化特征、墓葬结构和艺术风格等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从中国视角看待全球历史发展进程。

（二）转换艺术视角

“斯基泰艺术”或者说“鄂尔多斯样式”的饰物是双展的核心展品，通过这些艺术品去串联及阐释这段历史是展览叙事的基础。当策展团队借助展品努力构建历史上特定时期“发生的故事”或希望重现历史故事时，我们发现展品与展品之间通常缺乏必要的、过渡性的重要事件。那些孤立的展品静置在展柜中，既无法显示其所经历的变化，也缺乏事件的联系，观众难与其产生共鸣。这就需要对某一事件或系列事件进行适当的“编排”，进而结合展品将一个个分散的片段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正是由于展品蕴含信息的隐蔽性和展品信息表达的非耗时性特征让展品阐释成为策展的关键。两个展览中的兽首匕形器、立兽杖首、动物纹带扣等典型展品广泛出现于鄂尔多斯和伊赛克两地，策展团队按照艺术风格的演变逻辑将两地展品进行排序，形成了装饰艺术的关联性，系列展品之间也被填充了诸如“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及“大月氏西破走塞王”等事件。这些事件既交代了饰物出现的背景，也建立了两地展品之间的关联，形成了连贯的叙事链条。展品与事件构建了两个展览共同的叙事逻辑，揭示出欧亚大陆上月氏人因为周边王朝迭次强盛而被迫迁徙的历史。

动物风格是两个展览中饰物类展品的共同特征，它塑造了这一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艺术风潮。动物纹饰与兵器、马具同为斯基泰艺术的主要特征，两个展览着重阐释动物风格纹饰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及其对塑造“早期游牧人”形象的作用。这一时期动物风格纹饰表现为撕咬的动物、对称的布局、S 形的线条等特征。饰物所采用的动物造型主要源自野兽和当地特有的文化传统，有的表现为狮身有翼人头兽和半鹰半狮兽等神兽。这些动物形象明显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图像被解释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些金属饰物虽然风格统一且制作精美，但孤立的展示方式在推动展览叙事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如果将这些展品复原为铠甲或腰带等具象化的物品，并以族群征战的事件进行阐释，那么图瓦阿尔然二号冢中“黄金武士”的形象便鲜活起来，原本孤零零的展品通过复原与阐释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因此，“哈萨克斯坦展”一开始展示的“伊塞克金人”以贵族武士的复原形象呈现，面貌被塑造为南西伯利亚的蒙古人特征，尖帽上黄金饰物的动物形象夸张为后肢翻转并装饰卷曲的线条，这与巴克特里亚城的希腊化风格向周边辐射密不可分，也展现了早期中亚地区文化“十字路口”的特质。“鄂尔多斯展”展示了诸多样式的“动物风格”饰牌，包括“虎衔羊”“虎噬鹿”“虎禽搏斗”等，题材丰富。这些饰牌所蕴含的信息，一方面体现在继续使用近东地区的冲压和镶嵌工艺，兼有中原地区流行的铸雕工艺；另一方面体现在动物风格纹饰继续东传，以山东洛庄汉墓的金当卢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记重铭文兽纹金带扣为代表，展现了斯基泰艺术在东亚地区发展出新的样式。

与金属饰物相似，两地陶器上的纹饰也反映了相近的艺术特征。展览中质朴的陶器往往被耀眼的金饰物所遮蔽，但它们从艺术风格上同样呼应了匈奴人驱赶月氏人西迁的历史事件。两地的陶器大多属于生活用具，呈现出相关民族半游牧半农耕的阶段特征，其典型样式是器物肩部多饰弦纹和波浪纹，即两条平行线之间夹一条波浪线。展览将发现此类陶器墓葬的点位标注在地图上，由点到线，观众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此类纹饰自东向西传播的趋势，并阐明了两地纹饰特征细微变化的原因。

（三）塑造文化连接

博物馆的引进展大多突出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所引起的文化陌生感是唤起观众猎奇心的关键。同时，文化的差异性也要有共性的连接，无法理解的陌生文化难以引起本地观众的共鸣。因此，建立跨文化间的关联性叙事就显得极为重要。成功的展览叙事建立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对话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正确理解的渠道，进而在博物馆的权威知识与社会大众的认知局限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以契合公众心理需求。

理解陌生文化的关键在于将本地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展览，观众凭借熟悉的展品或文化特征迅速理解展览叙事，拉近异域文化与本地观众间的距离。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2 世纪期间，中原地区文化遗存中出现了大量游牧风格的文化元素，其中以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居多，文献中多以“胡”指代，这些胡人成为连接伊塞克、鄂尔多斯和中原文化的关键。展现在山东发现的胡人遗迹是本次展览本地化的重要手段。秦汉时期，山东虽居中原腹地，距离陆上丝绸之路较远，但发现的“早期游牧人”形象的文物数量极多。《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史记·大宛列传》引《南州志》称大月氏国( 贵霜)“人民赤白色”。“深眼、多须”、肤“赤白”的胡人与山东画像石中尖帽胡人形象相似，凭借本地出土的胡人形象文物，策展团队得以更深入地复原“伊塞克金人”的面部结构，而且借此将山东发现的胡人石像、胡人画像石、胡人陶俑等文物纳入展览中。

本地胡人形象展品与原展品之间还需要补充必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中原地区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古已有之，从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散落的诸多绿洲到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发现的战国墓葬，很多都出土过游牧风格的饰牌、王冠等金属随葬品。春秋时期，胡人数次进犯燕齐之地，“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两汉时期，山东画像石中描绘了大量的胡人形象，主题从征战到乐舞百戏和饮宴，无所不包。班固在《西都赋》中描述了上囿禁苑里来自西域的珍奇异宝，“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两汉时期对异域文化元素的猎奇与热情，如同一股“胡风”席卷整个中原地区。展览借助本地的文物和历史事件描绘了一个典型的胡人群体，他们东跨葱岭，经河西、长安、洛阳抵山东，沿途留下了佉卢文的简牍、井栏石、铜造像等遗存，山东的工匠以画像石等形式记录了他们的模样和事迹，他们又南下徐州、扬州和益州，形成了早期丝路的东传路径。

策展团队通过叙事逻辑和展品遴选努力构建山东地域文化与两个展览的关联，将山东同时期与胡人的相关事件和展品纳入整体叙事之中，将这一游牧民族迁徙的历史与文化的传播扩大至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东亚，从而构建全球性的叙事视角。山东地区遗留的游牧文化遗存如同桥梁，弥合本地观众与异域文化之间的鸿沟，使观众能够看到中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互动，也有助于从中外两个视角阐释中亚游牧文化在全球历史中的意义。

结语

“鄂尔多斯展”与“哈萨克斯坦展”是铁器时代关于游牧文化的系列展，山东博物馆在策展伊始就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策展团队在深入研究两汉西域史、中亚史的基础上，提出将活跃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作为串联两个地域文化的纽带，依据月氏人的东进与西迁历史，构建了两个展览的大叙事框架。两个展览的叙事统一于“早期游牧人”的大概念下，按照地域特征分为国内的“鄂尔多斯样式”，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斯基泰艺术”。此外，策展团队突出斯基泰艺术中动物风格纹饰的共性与差异，对国内外甚至国内不同地区的展品风格进行比较展示，向观众呈现不同于农耕文化的异域特色。策展团队也积极引入同时期山东地区体现游牧文化的展品，让观众从“熟悉”的视角切入展览的“陌生”叙事中。全球性视角与整体性策划给予这两个展览极大的叙事张力与包容性，观众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获取这一时期游牧文化之于全球的意义，并了解中华文明在塑造全球文化时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