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类跨类型、跨区域并具有长期演变特征的手工业遗产，单类遗存的价值发掘难以完成价值建构的工作。如何在多类型遗产要素中识别关键价值载体，揭示其相互关系及共同构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将分散于专业研究、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产业实践中的信息组织为价值叙事，进而形成服务于保护管理的认知基础，成为价值建构工作需要回应的问题。

本文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价值框架的建构实践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多学科协同与多方主体参与如何促进多类型遗产要素的识别、关联与整合，并由此支撑系统性手工业遗产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包容性实践原则在遗产价值建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并总结其对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保护管理及未来发展的启示。

文化遗产领域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已逐渐超越以单体遗存和纪念物为中心的取向，转向在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相关实践及意义关联中理解其整体价值。《巴拉宪章》（The Burra Charter）以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所”（place）为对象，将物质遗存、使用方式、关联关系与意义共同纳入价值认知框架^[1]；《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指出，工业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生产设施，也关联资源利用、交通系统、劳动组织及生产生活空间等要素^[2]。历史城镇景观方法（The HUL Approach）进一步强调，应将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与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互动，作为价值建构与管理的重要基础^[3]。《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国际宪章与指南》（ICOMOS International Charter and Guidance on Sites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则强调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相互依存，指出社区持续传承的知识、实践、记忆与文化表达，共同赋予遗产场所意义与价值^[4]。由此，遗产价值不仅是附着于单一物质对象的固有属性，还在物质遗存、环境条件、历史过程、社会实践与意义的关联互动中形成；相应地，系统性的文化遗产认识论也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

系统性认识论包含“认识过去”与“管理当下”两个维度。遗留物不仅保存特定历史时点的信息，也承载其与其他要素及环境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结构性和过程性内涵。对于手工业遗产而言，其形成与演化过程始终嵌入特定环境条件之中，既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与塑造，也受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5]。同时，手工业生产活动亦持续反作用于环境与空间结构，形成与生态格局密切关联的生产—生活复合体系^[6][7]。因此，手工业遗产的价值属性（Attributes）通常体现为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参照工业遗产研究对于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空间关联的强调，价值建构应关注由技术体系、产业分工、劳动组织、社会网络与文化实践等要素构成的产业体系，以及该体系随历史背景变化而持续演化的过程^[8]。

系统性认识并不局限于“认识过去”，对当代遗产实践亦有影响。从历史遗留物到文化遗产的“遗产化”，可视为相关主体围绕“何种过去值得延续及如何延续”的问题，不断重构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过程^[9][10]。其中，文化遗产的价值叙述是在当代语境中通过识别、阐释与协商所形成的公共话语，并由此对保护与管理实践形成结构性引导^[11][12]。因此，遗产实践可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公共行动，其关键在于将价值认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决策依据，这需要在价值建构阶段同步考量其对保护目标、管理机制与发展路径的影响，使历史信息的保存、价值意义的阐释与未来行动的制定形成连续的实践链条^[13]。

系统性的文化遗产认识论对遗产价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认知，通常以已经被识别和保存的遗产单体为对象，侧重说明其年代、形制、功能、历史意义等价值信息。这一工作构成价值判断的基础，但对于跨类型、跨区域并具有长期演变特征的复杂遗产而言，仅依赖单体层面的价值认知，难以解释不同遗存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共同承载的整体意义。因此，在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还需要开展价值建构工作，即在价值主题的引导下，将分散的遗产要素及其相关实践、记忆和知识纳入统一的解释框架，识别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性价值，并由此形成能够统摄具体遗存，阐释整体系统的价值叙事。进一步而言，价值构建也应向长期保护管理保持开放性，使新发现、新知识和多元主体声音能够持续进入价值阐释过程，并为展示、延续和管理系统性价值提供认知基础。

如上所述，遗产实践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公共行动，相关知识、价值判断、行动诉求也分散在多元参与主体与利益相关者的经验、观念、社会身份和治理角色之中，并涉及保存过去、管理当下与规划未来等多重议题^[14][15]。容纳多源知识并促进相互协商融合的包容性实践原则，是系统性遗产认识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这一原则既源于对传统专家主导模式及其知识排他性的反思^[16]，也与遗产治理对象的范围扩展、关联议题的交织以及多主体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密切相关^[17][18]。因此，遗产实践逐渐在围绕本体的阐释保护工作与治理行动之间建立更具协商性和适应性的联系，并将多主体参与嵌入价值建构、管理决策和未来行动的全过程^[19]。

在这一背景下，包容性原则可从实践主体、知识整合与治理机制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首先，在实践主体层面，遗产地居民、行业实践者、空间使用者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不再仅被当作保护措施的接受者，而被视为与遗产具有持续关联的知识持有者和行动主体；其历史记忆、场所认知与实践经验，可通过参与式方法纳入遗产价值识别、阐释及后续管理的过程^[20][21]。

其次，在知识层面，基于对不同知识体系在知识生成、传承、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包容性原则在尊重参与主体对其所持有知识的使用、转化、传播等方面决定权的前提下，推动建立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并置、对话与共同阐释的关系^[22][23]。具体实践中，地方性知识、社区记忆与日常实践经验可与考古学、历史学及其他专业研究相互校核、补充或重释，共同扩展对遗产价值、历史过程及其当代意义的解释范围^[24][25]。

最后，在治理层面，包容性原则要求建立贯穿遗产实践全流程的利益相关主体协作机制，目的是在明确权责、资源保障和协商程序的基础上，使各方诉求得以表达与协调，从而增强遗产管理对具体情境和现实变化的适应能力^[26][27]。

综上，系统性与包容性共同构成文化遗产价值建构的方法论基础。系统性认识强调遗产价值存在于要素及其关系结构之中，并置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理解；包容性实践则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多源知识协作与协商机制，为系统性认识提供实现路径。二者共同推动遗产研究从仅关注单体遗存及固有价值，扩大到对复杂关系网络及价值生成、保护过程的整体理解。

对于手工业遗产而言，这一方法尤为重要。一方面，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成就，还存在于产业形态、社会组织、资源利用与文化实践等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另一方面，这些价值信息分散于考古遗存、历史建筑、文献记录及地方知识与社区记忆等多种载体之中。因此，只有在系统性视角指导下，通过建构包容性价值框架整合多源知识并促进合作与协商实践，才能较为完整地揭示其复杂关系及历史演变机制，并为面向未来的保护管理打下基础。

如上文所述，对于跨类型、跨区域并经历长期演变的手工业遗产而言，价值建构所面对的是由自然和文化遗存、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共同构成、持续演进的历史系统，相关工作难以仅依赖单一遗产类型或单一学科完成。景德镇自2015年启动申遗准备工作以来，对申报对象及其价值主题的认识经历了多轮调整：研究视野逐步由以代表性窑址为重点的考古学阐释，拓展为对一个延续千年、连接城乡并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手工瓷业系统的整体认识^①。这一转变要求重新识别不同类型遗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联系，并将其组织为能够解释景德镇瓷业长期延续、持续创新及其世界影响的整体性价值叙事。基于此，本次工作以开放性的价值框架为起点，将资源环境、技术体系、产业组织、空间格局、社会网络和文化实践，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与持续演变纳入共同考察。该框架并不预先确定具体遗存的价值结论，而是为不同类型遗产要素的识别、不同知识来源的进入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提供通用的结构基础。

在此基础上，价值建构工作汇集考古、建筑、地理、文献、陶瓷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学科成果，并吸纳地方文化研究团体和遗产地社区居民所持有的场所认知、集体记忆、地名知识及生产经验。在价值框架的统筹下，不同主体提供的知识被放在一起讨论和分析，因而得以探索不同遗产要素间的关联，以及价值叙述之间的有机联系。单项遗存的重要性和多元遗存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一同支撑起关于景德镇瓷业长期延续与广泛影响的价值叙述。

窑址考古为识别景德镇瓷业长期演变及其内部关联提供了基本证据。基于既往考古成果与新开展的调查、发掘工作，研究团队将不同窑址、不同地层中保存的窑炉、作坊及其他生产遗迹，与窑业堆积和出土器物信息相互参照，考察生产设施、工艺技术、产品类型和组织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对应关系。湖田古瓷窑址、御窑厂及其西侧民窑窑址、落马桥和观音阁窑址，以及清真寺、天后宫、刘家下弄等镇区历史空间考古发现的民窑活动，共同构成了从宋代延续至民国时期的连续瓷业生产证据链，使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得以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被解读。

上述证据链显示，景德镇瓷业的演进更接近于镇区与周边资源地持续调整、相互支撑的过程。宋元时期，以湖田古瓷窑址为代表的窑业生产主要依赖原料资源和地理环境在镇区周边展开，形成了以窑场、作坊、原料获取和水陆交通相互邻近为特征的早期瓷业聚落形态；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则显示了同期镇区内较为密集的生产遗存。景德镇瓷业在不同生产片区的并行发展中逐步演进。至明清，随着官方烧造、民窑生产和商贸流通的发展，瓷业生产、管理与贸易功能进一步向镇区汇聚，其与周边资源地形成劳动分化与产业联系，官民互动、广布城乡、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产业体系逐步形成^[28]。

具体来说，这一发展过程呈现生产技术、空间条件与组织模式之间的相互塑造的特征。随着窑炉形制、烧成技术和产品要求的调整，生产活动由较多依托山地资源条件的分散窑场，逐步转向镇区及沿江平地，产业布局更为集中；与之相伴，燃料、原料加工等前端环节推测自明末逐渐向资源地分离^②；成型、烧造及相关作业则在镇区内进一步细分并趋于集约化，由此形成以跨区域分工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模式。

官窑需求与民窑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落马桥、观音阁窑址出土的明代器物为民窑承接御用生产任务提供了直接证据^[29-31]。御窑厂西窑址的发掘则显示了官窑围墙与民窑窑炉、作坊等遗迹在长期使用中相互打破的关系，且部分明代中期民窑产品在器物面貌和技术特征上与同期官窑产品接近^[32]。上述考古成果表明，宫廷需求通过御窑厂体系与景德镇民窑的生产能力、工匠技艺和技术积累形成持续互动。“官搭民烧”作为关键的生产组织机制，支持了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另外，上述民窑亦出土了同期的民用瓷和外销瓷产品，表明它们同时参与面向国内和海外市场的生产^[33-35]。这显示了景德镇民窑具备的高水平生产和组织能力，能够在宫廷订单、国内市场与海外贸易之间调配生产能力，并据此持续调整技术与产品结构。

在综合对比理解窑址考古成果的工作模式下，景德镇瓷业在技术、资源、空间与制度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生产体系演变得以显现。这一过程既解释了景德镇由分散窑场逐步发展为高度集约的手工业中心的过程，也为理解其长期维持多品种、高强度生产提供了基础。

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价值建构，旨在通过厘清市镇格局变化及其与窑址的关系，以及瓷业建筑的功能与形态，揭示手工瓷业的组织形式、官民互动关系、技术环节的空间实践形式、跨区域交流等方面内容。工作汇集了考古、建筑、文献等专业研究，并与本地社会组织所保存的地方性知识相互参照，通过对道路、作坊、窑房、码头、庙宇、会馆等遗存的价值探索，全面展示景德镇的生产—生活系统及其历史演变。

镇区遗存北至观音阁、南至落马桥的窑业分布，结合明代“陶阳十三里”产业社区规模和十万以上从业人口的记载，显示其在鼎盛时期已超出单一窑场的规模，为具有综合功能的手工业市镇。建筑学研究表明，这一生产中心在瓷业生产、运输、交易活动，以及产业社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中形成了相互衔接的空间结构：御窑厂与周边民窑构成官民互动的生产单元；作坊、窑房、红店、细金店、瓷行及沿江码头等设施，则展示了包含制坯、彩绘、烧造、包装和销售等环节的瓷业实践。历史街巷将这些功能节点连接成为连续的生产链；水道和码头将上游的原料与燃料输入镇区，其经“过手七十二”的瓷艺加工，方成为触及宫廷和海内外市场的产品^[36]。

申遗阶段推动的更为系统的城市考古，印证了基于历史文献、以往考古资料、城市形态研究对镇区空间结构形成过程的推断。相关发掘显示，明清时期镇区的形态是在长期高强度瓷业生产中，通过窑业废弃物堆积、河岸空间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御窑厂前街以西至昌江东岸原为河滩地带，明清时期巨量窑业废弃物持续填垫、抬升地面，逐渐形成道路、房屋、排水设施及相关生产生活空间，推动镇区向昌江方向扩展。与此同时，镇区内部形成了南北向主街巷与东西向通江道路共同构成的高密度路网格局，既联系御窑、民窑、作坊、店铺和居住空间，也强化了生产中心与沿江码头之间的交通组织（图2）。朱氏下弄的大型道路连接中渡口与御窑厂，显示御器烧造及解运需求对临江交通的组织作用；刘家下弄通向昌江及刘家码头，并与作坊、排水设施相连，反映民窑生产、陆路转运与水运码头之间的衔接^[37]；詹家下弄多期道路及碑刻，则将以地缘作为社会纽带的帮派与把装、瓷行等行业组织联系起来^[38]。道路因而在其运输功能之外，也是串联官民生产、行业分工与社会组织的空间骨架；其纵横交织、反复叠压、向西延展和持续调整，也记录了镇区在高强度瓷业生产推动下，由窑业堆积、河岸改造与城市建设共同塑造的历史发展过程。

瓷业社会组织建筑及遗存（包括庙宇、会馆、行业公所、民宅）是联结产业社群生产生活与物质性遗存的重要枢纽。考古学、建筑学与文献学等多学科证据相互参照，揭示了产业群体依托地缘、业缘和文化信仰形成的产业组织方式和生活面貌。以泗王庙为例，其沿江区位及初建年代的推定，与临江陆地形成和街巷逐步拓展的过程相呼应。庙宇、庙前空间与南门渡码头共同构成水陆转运节点，见证了瓷业生产、货物流通与镇区空间扩展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南昌帮等外来群体通过搬运行业、会馆组织和庙宇重建嵌入镇区社会，呈现地缘网络与业缘分工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其所奉祀的水神信仰及相关仪式，又反映了迁入群体将区域性文化传统带入景德镇、并逐步融入地方生活的过程^[39]。泗王庙因此不仅是镇区空间扩展的物质见证，也集中体现了瓷业运输、行业组织与区域文化交流之间的关联。天后宫与清真寺遗址的考古及文献研究则进一步提示，瓷业群体通过海神信仰、宗教空间与社群组织维系跨区域乃至海外联系，并参与景德镇瓷器面向海外市场的贸易网络^[40]。这些遗存既反映出镇区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广泛外部联系，也揭示了不同区域性网络在瓷业社会中的交织与整合。

工作过程中，景德镇市地名学研究会等本地社会组织不断提供地名源流、街巷细节、老照片、工人服饰工具和口述记忆，补足了上述研究较少记录的具身经验、地方语言和社会记忆方面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相关遗存承载的产业和生活实践方面的信息（图3）。

多源知识的综合表明，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价值，源于瓷业持续驱动下镇区空间、遗存功能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关联。官民生产及其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塑造并不断调整建筑、街巷与公共空间；这些遗存亦记录了瓷业社区自治实践、跨区域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及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贸易联系。上述要素组成的瓷业系统支持景德镇长期与全球体系相连接，让这一内陆生产中心在适应并回应国际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瓷中心。

（四）资源体系与环境支撑条件

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来说，制作瓷坯的瓷石瓷土、烧窑的窑柴作为产业上游的原料与燃料同样不可或缺。代表性的生产运输遗址位于浮梁县乡村地区，在多个团队运用多种方法的合力下，相关自然与文化要素，以及在要素间起到关联作用的人类实践被发掘并转译为支持价值论述的知识。

1. 原料的供应与运输

明清时期，景德镇由分散性窑场发展为区域分工、规模庞大的瓷业中心，稳定且充足的原料供应是其持续烧造的基础。最迟至明代发育成熟的“二元配方”（即瓷石和瓷土）瓷坯制作工艺也支持景德镇制瓷技术突破并产生国际影响。明确制瓷“二元配方”原料的产运模式及其与镇区瓷业生产的时间、空间关系成为价值阐释的重点工作。

具体工作中，地方文化工作者提供矿场、古道和作坊遗址的线索；村民关于运输线路、资源点位和生产实践的认知，则进一步揭示了产业技艺与遗存形态的关系，形成理解遗存的重要地方性知识。考古与地质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并结合前期线索与地方经验，对遗存的使用方式及其在原料供应体系中的功能加以解释。由此，原料产区被识别为由开采、加工、转运、生产技艺和社区生活实践共同组成的上游供应体系，并在时间演进和空间联通上呼应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形成整体的产业叙事。

研究汇集了考古地层学分析、民族志调查、地质成分分析等方法，揭示了不同空间尺度上原料加工及运输的细节。生产实践层面，高岭瓷土矿遗址中采掘面、淘洗池与多层尾砂的叠压，显示资源采掘、淘洗和再加工对山地空间、水资源的持续利用^[41]；长岭瓷石矿遗址沿溪谷分布的加工作坊遗迹，则可与传统瓷石釉果制作技艺相互印证，展示了原矿经粉碎、淘洗、浓缩、模制后形成便于转运和使用的产品加工过程^[42]。区域空间层面，加工后的高岭土、瓷石和釉果经古道运至东埠等水运节点，再循东河、昌江进入镇区。这一明确的分工产业系统最迟于清代早中期形成，与镇区同时期的较高的瓷业生产水平相呼应。由此，原料产区呈现矿产开采、水力加工、水陆转运及相关聚落相互衔接的供应网络，其所承载的资源利用、专门化生产技艺与运输模式，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瓷业系统的上游环节。

2. 燃料的供应与运输

明清时期镇区瓷业的持续扩张，使窑柴供应由窑场附近的采伐活动，逐步发展为依托山林资源和周围水系的区域性供给网络。昌江上游山林长期稳定供应窑柴成为维系镇区烧造的重要环节。由于树材的周期性抚育采伐特点，以及窑柴生产停止数十年的状况，窑柴山林难以通过直接的遗存证明其真实性。因而燃料产区的价值认定，选择使用参与式方法极大程度纳入地方性知识，并配合人文地理学的专业视角，以人地关联的具体形式将山林、聚落、水运河道和设施联系起来。

由蛟潭镇礼芳村的窑柴山林、明清产业聚落遗存以及建溪运输水道和码头共同构成的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代表了明清时期昌江上游的典型窑柴产运模式。参与式的遗产调查方法使社区公约性文书《礼芳分山图》及柴工口述得以进入认定过程，补充了传统遗产调查难以揭示的山林经营、劳动经验与社会规则相关的知识。通过对“分山—保山—生产—运输”实践的揭示，以及宗族社会组织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的作用，工作从乡土生计与自组织、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实践角度赋予相关遗存以价值叙述，也阐明了窑柴生产长期回应镇区烧造需求的可持续机制^[43]。

建溪河窑柴码头的考古工作进一步为这一产运体系提供了发展时序的证据。建溪村码头遗存的地层关系表明其始建年代不早于明晚期，上游樟村坞码头则指向清晚期前后。二者的相继营建，结合建溪河沿岸村落清晚期“窑柴运输”碑刻记载，说明由明至清，燃料运输逐渐发展为由乡土社会组织的专门化产业活动^[44]，这同样呼应了镇区瓷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遗产专业调查和地方性知识的协同下，燃料供应相关遗存被纳入景德镇瓷业系统的整体阐释之中。它们记录了乡土社区依托山林资源管理、窑柴生产经验和组织协商机制，长期支撑镇区瓷业生产的历史过程，因而成为理解遗产价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系统性遗产价值框架及其包容性实践原则的意义

 

（一）多源知识协作下的系统性价值框架

前述多源知识共同呈现景德镇瓷业延续千年的系统性发展图景：其经历了由分散窑业活动向跨越城乡、分工明确的产业链体系的转变，烧造设施由依山就势的龙窑向适应平地、容积更大且组织化程度更高的镇窑演进；产品格局亦由宋元时期青白瓷、元明时期青花瓷等阶段性优势品类，发展为高峰时期多品类、多技法并进的生产体系。与此同时，瓷业组织由以聚落为基础的生产单元，逐步发展为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交织、官民持续互动的复杂产业社会体系。资源利用、工艺技术、产业组织、社会关系、文化实践与贸易联系等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协同，使景德镇得以持续吸收并回应宫廷、国内市场及海外贸易的多重需求，并由此推动制瓷工艺、产品类型与艺术审美的不断创新。正是在这一复杂系统的长期运行及其内在调适能力的支撑下，景德镇由区域性生产中心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制瓷中心，成为传统手工业达到高度成熟并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突出见证。

这一遗产价值体系是包容性知识生产与协作实践的成果。它将多源知识对不同类型遗产要素及其关联关系的解释，整合为关于景德镇瓷业系统历史演化的整体叙事，并进一步形成说明景德镇何以长期维持高强度、多品种生产，持续适应市场变化并形成广泛国际影响的关系性阐释框架。其中，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构成瓷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瓷业社群的技术实践、社会组织、区域交流、环境认知与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性遗存和非物质性实践、认知，共同构成支撑瓷业系统运行、演化与创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制瓷工艺、产品类型与艺术审美的持续创新，以及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广泛交流与影响，则构成这一体系长期运行所产生的历史结果。这些结果又进一步改变需求结构、技术选择与组织方式，推动新一轮的生产调整与创新突破。由不同要素和机制相互关联、持续协同所构成的价值框架，为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论述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二）包容性在遗产实践中的三个层次

上述过程展示了包容性原则的三个层次。首先，包容性体现为多源知识以不同方式进入价值建构的过程。考古、建筑、地理、文献、陶瓷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研究，为遗存的年代、性质、形态与空间关系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基础；地方文化工作者、社会组织与遗产地居民所掌握的遗存线索、地名源流、集体记忆、生产经验和规则等地方性知识，则为识别专业调查难以直接发现的关联关系提供了关键支持。在价值框架的统筹下，不同知识依据其特性参与相应的阐释环节，共同构建起关于遗产要素及其关联的解释网络。

其次，基于多源知识协作形成的价值框架呈现结构性包容特征。不同类型的遗产要素及其价值属性被纳入同一解释体系，包容性既体现为对自然与文化类物质遗存，以及非物质性实践、集体记忆、场所体验等多元价值属性的关注，也表现在对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不同价值维度之间彼此促进的关系结构的识别。遗产价值由此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关系的整体系统。

最后，该价值框架进一步呈现开放性特征：其并未限定封闭的价值边界，而是允许新的遗产要素、关联关系及解释路径不断进入既有体系之中，从而持续丰富自身内涵。这一开放性使得该框架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遗产资源，形成自然与文化遗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要素的联系，也能够保持与后续研究和实践的动态对话。

从上述三个层次来看，包容性的价值建构是一项持续性工作。它不仅发生在遗产实践的前期，也在后续保护管理过程中不断展开。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类要素类型多样、时空间尺度广泛且仍在持续认识中的手工业遗产而言，这一方法有助于避免价值判断被单一遗存类型或一次性知识成果所固化。随着新证据、新知识和多元主体经验的持续进入，价值建构成为不断整合证据、校正认识和深化阐释的动态过程，并为保护对象识别、遗产监测、展示阐释和管理策略调整提供认知基础。由此，价值阐释不再只是先于保护管理形成的判断依据，而成为与长期管理同步推进、相互反馈的实践过程（图4）。

图4 包容性原则下建构的系统性遗产价值阐释框架（作者自绘）

（三）从价值框架到保护管理：真实性、完整性与协作治理

本次对系统性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包容性的工作方法，不仅是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价值的阐释，也为理解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保护管理转化提供了一定启示。

首先，该框架为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补充了关系性和系统性的理解维度。对于单项遗存而言，真实性判断仍应建立在材料、形制、工艺、区位及使用等属性真实可信的基础上；但对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系统遗存而言，真实性的重要来源还包括了由多项要素及之间关联共同支持的属性（如瓷业生产布局、与生产社会组织相关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存等）。相应地，完整性并不止于各组成部分自身保存的完整程度，还在于支撑这一手工业体系运行的关键关系能否得到充分呈现和理解，二者共同构成表达系列遗存突出价值的能力。这一探索也为填补世界遗产价值主题框架的空白提供了实践参考。

其次，价值框架为保护管理提供了更具系统性的视角。对于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代表的具备系统性的文化遗产，由于价值的生成来自多源知识，保护、阐释与利用需要在关注遗存本体的同时，辨识其可能承载的多重价值属性，以及其与当下资源环境、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联。以窑炉遗址为例，其管理方式需同时回应作为考古遗址的物质证据价值、作为制瓷技术与生产组织载体的阐释价值，以及其与当代工艺传承和社区生活的联系，并据此在遗址保护、原址展示、工艺演示及其他活态阐释方式之间形成适宜的组合。

这一系统性视角也扩大了遗产管理所涉及的行动主体和利益相关者范围，促进遗产管理向协同治理模式迈进。当遗产的保护、管理、利用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相应地，更多参与和利益相关主体被纳入遗产议题。价值框架的持续开放可在具体制度基础上，为不同主体提供识别问题、挖掘潜在资源、开展协作的认知基础，并形成对以下问题的共识：哪些属性及其关系支撑整体价值，哪些变化可能改变遗产的保存和延续条件，何种知识、实践及利用方式应持续进入保护过程，等等。由此，价值框架将从对历史的阐释转化为连接历史认识、现实协商与未来行动的持续性过程；文化遗产工作也能够更紧密地嵌入其所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语境，并在保护遗产价值的同时，为地方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积极支撑^[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