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策展实践与探索
来源：
《艺术与民俗》
作者：
王婷
发布时间：
2026-07-22 09:09
摘要：“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是广东省博物馆于2023年举办的国外引进展，以相对有限的投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次成功的展览运作案例。本文以该展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在策展实践中贯彻“以观众为中心”的理念。研究聚焦展览引进策略、内容的在地化转译、形式设计的叙事化表达以及教育活动的分众化拓展，分析这些环节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形成协同，构建贴近本土观众的意义体系，从而有效弥合文化差异，优化公众观展体验。同时，文章着眼于探讨此类引进展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方面的重要价值，反思博物馆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使命与担当。
关键词：国外引进展；在地化转译；以观众为中心；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引进国外优秀展览已逐渐成为丰富展览内容、拓展公众视野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然而，引进展在本土落地时往往面临双重挑战：其一，如何跨越文化差异，使异域文化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有效阐释并转化为可感知的知识；其二，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使引进展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可持续运营的双重价值。“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图一）正是广东省博物馆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的一次重要实践。展览引进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下属的沃克美术馆、苏德雷博物馆、利华夫人美术馆及世界文明馆的珍贵藏品，并结合广东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与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相关馆藏，共展出123件（套）文物，在99天展期内吸引观众21.5万人次，观众评分高达9.4分。与亮眼的数据相比，更具研究意义的是展览在引进过程中如何通过叙事调整、形式转译与教育拓展构建契合本土语境的阐释框架，使异域文化得以被观众更有效地理解、体验与吸收。本文以此展览为例，分析其在引进策略与在地化处理中的关键做法，并据此讨论其所体现的策展逻辑。
一、展览缘起：基于文化互鉴使命的引介逻辑与在地关联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的聚合载体，其核心职能不仅体现在文物的收藏与展示，更在于通过多元文化的呈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随着“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国际引进展览因其能够拓展展览类型、丰富文化阐释视角并增进跨文化理解，逐渐成为博物馆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明互鉴使命的重要途径。广东省博物馆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国际文博合作，通过“世界艺术”系列展览构建跨文明对话的文化场域，这一实践逻辑与当前博物馆学界对文化交流、观众身份认同与叙事再解释等关注点相契合。
“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的策划基于对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艺术价值的准确把握。该时期是英国艺术从欧洲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阶段，浪漫主义、拉斐尔前派与唯美主义等思潮先后兴起，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弗雷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等艺术家在光色探索、自然再现与美学理念上不断革新，推动英国艺术逐渐形成兼具本土特质与国际视野的风格体系。例如，透纳在《沉船浮标》中对光影与色彩的实验性处理，被视为影响印象派的重要因素；拉斐尔前派以“回到自然”为核心理念，通过文学意象、自然细节与象征语言的融合，为19世纪英国艺术带来新的叙事结构与图像表达方式。在此背景下，利物浦作为英国重要港口城市，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也因与中国长期的贸易往来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作为英国国家级文博机构，其馆藏涵盖绘画、雕塑、服饰、珠宝及其他物质文化遗存，为此次展览的引进奠定了坚实的藏品基础。
从在地关联的角度来看，本次展览的策划强调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与中国，尤其是与广州的联系。19世纪的广州作为中国主要贸易口岸，通过十三行与英国利物浦形成频繁的往来，外销瓷、外销扇、外销画等器物成为中西方审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展览一方面通过透纳《沉船浮标》、维多利亚女王礼服等核心展品展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结合广州十三行外销精品展示英国艺术中出现的中国纹样和东方意象，从而揭示两地在物质文化与图像语言上的互动关系。这种互文式的策展逻辑尊重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与本体价值，通过在地文化关联激活观众的情感经验，最终实现促进文明互鉴的展览初心。
二、内容再创：引进展览的在地化转译与意义生成
展览在引进广东省博物馆后，其叙事所依托的文化语境随之发生变化，为更好地回应广东省博物馆的观众结构及其观展需求，并体现广东地域文化特征，策展团队依托广东省博物馆成熟的策展人制度优势，充分行使自主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在展览框架、展品选择与解读方式上展开系统性再研究：一方面，通过重新审视展览背景与展品内涵，强化馆藏与引进展品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在观众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群体在信息接收方式、认知特点与审美偏好上的差异，据此调整叙述视角、内容逻辑、展品结构、展项组合以及说明文字，使展览能够更顺畅地嵌入本土语境，与在地观众建立有效联系。
在重新审视展览叙事的基础上，策展团队从时代背景入手，对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的文化语境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以明确本土化转译的关键难点：对中国观众而言，该时期的艺术风格、流派特征与社会背景存在一定理解门槛。维多利亚时代作为英国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其艺术面貌呈现出复古与革新并存、现实与幻想交织以及东西方文化互渗等复杂特征。基于此，广东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并未直接移植原展览的叙事，而是在深入理解展览脉络的基础上开展本土化研究，通过叙事重组、视觉线索提炼与文化语境转译，使“维多利亚时代艺术”从相对陌生的异域文化符码，转化为具有情境关联与情感入口的在地化叙事文本（图二）。此类重构不仅降低了观众的理解难度，也为展览意义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生成提供了路径，使引进展在在地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叙述视角方面，策展团队摈弃原展览以西方艺术史为主线的线性叙事方式，转向以“主题—类型”的混合结构重构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图景。展览最终形成“城事乡思”“匠星璀璨”“古风新尚”“融贯东西”四个篇章，并以“生活场景—艺术风格—物质文化—文明对话”为叙事主轴，使观众得以在相对熟悉的主题线索中进入陌生的历史语境。这一结构调整不仅契合中国观众按主题组织信息的认知方式，也对应博物馆学习研究中所强调的“情境学习”原则，即展览叙事需与观众的个人经验及既有知识建立“认知钩子”，方能促进意义建构。同时，展览强化了对英国艺术史中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背景的必要解读，使缺乏相关知识基础的观众能够迅速建立时空坐标，更好地把握展品的艺术特征与文化意涵。
展览的叙事逻辑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景生活展开，以画家在不同视角和技法下呈现的日常景象为切入点，引导观众进入时代情境。在此过程中，展览既借助作品的图像语言与解读文本帮助观众理解时代背景，也系统呈现了风景画在19世纪英国美术史中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其后，展览以绘画、服饰、珠宝为结构分类，在时代背景信息与板块化知识的支撑下，立体展示19世纪英国艺术的多重面貌。最后的“融贯东西”篇章重点回应观众对在地关联的期待。观众调查显示，线上70.69%、现场80.56%的观众“十分期待”或“比较期待”看到同期的中国艺术品，这一反馈成为该篇章设计的重要依据。展览因此选取外销瓷、外销扇、外销画等19世纪中英贸易交流的典型物证，重建广州与利物浦之间跨时空的历史联系，使观众在历史与当下的交叠中感知维多利亚时期艺术生成背后的跨文化互动。同时，通过呈现中国元素在英国艺术中的吸纳与再造，以及西方器物对东方意象的视觉转译，展览将历史上的贸易关系转化为当代观众可感知的“文化对话”，进一步强化了引进展的在地阐释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看，博物馆基于物的传播，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实践。唯有当展项内容与观众的个体经验、文化背景与认知结构建立隐喻关联（相似性）与转喻联结（相关性），信息才可能与观众的未知领域实现有效适配。因此，在展览叙事中融入与观众文化经验高度契合的内容，有助于触发自我参照机制，增强情感共鸣与认知兴趣。这种共鸣不仅延长观众在相关展项前的停留时间，还会促进其主动探究，从而实现更深层的知识加工与内化。具体而言，在此次展览中，策展团队特地弱化宏大叙事可能带来的疏离感，通过精选具有人文关怀与叙事张力的展品组合，回应观众对“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展览内容”的高需求。例如，《贫穷的亲戚》《等待法律援助》等风俗画揭示维多利亚时期的阶层分化；《旧信件》《接受还是拒绝？》展现中产阶级的情感世界；《投河女人》《黄昏》等现实主义作品则直面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个体困境。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遥远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观众的情感经验产生连接，也符合物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关注。此外，展览还根据不同观众群体的认知特点设置多层级的信息区间。调查显示，14—17岁青少年中有51.52%“不希望被太多文字干扰”，而46岁以上观众对文字说明有更多需求。为此，展厅在总体叙事的基础上辅以二维码链接的微观知识点，以多种信息呈现方式兼顾整体叙述与细节补充，以满足不同观众的信息获取偏好。
三、形式设计：基于空间媒介的叙事建构与语境调适
维多利亚时期的视觉符号对中国观众而言相对陌生。为使重构后的展览内容更易被理解，本次展览在形式设计层面进行了必要的语境调适。鉴于展览最终确定为一个综合性的叙事展览，空间作为多元媒介的复合体，通过对色彩、材质、界面与照明等要素的重组，使整体氛围、视觉节奏与信息密度更贴合本土观众的审美取向与参观习惯。
在此基础上，视觉系统在展陈逻辑中承担着强化叙事的功能。观众在展览中接收的并非孤立的文字或展品信息，而是由空间形态、光影结构、色彩节奏与展具系统共同构成的综合感知体验。因此，空间中的每一处细节均参与意义的生成，使展览内容在新的理解框架下实现再阐释，帮助观众触达、感知和理解展览意图，最终与异域文化产生互动与认同。
本次展览的陈列设计融合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风格与当代设计语言，构建兼具古典韵致与时代气息的展示空间。设计以“艺术绽放”为核心概念，提取该时期盛行的花卉纹样作为视觉母题，将其应用于标题字体、金属镂空展板与圆弧形玻璃展柜等细节之中，同时使用古铜质感的金属材料，形成装饰性与华丽感并存的空间氛围，以呼应维多利亚时期艺术蓬勃发展的美学特征。色彩配置方面，以古铜与暗金等传统色调为基底，辅以芥绿色、兰紫色等现代色彩，在强调历史语境的同时增强整体视觉的层次感与活力。经过提炼与转化的维多利亚风格元素被嵌入具有地域关联性的空间设计中，为展览内容的本土化转译奠定了坚实的视觉基础。
本次展览的空间布局采用画廊式结构，并通过印有展品元素的轻纱隔墙、拱门与连廊等半通透界面划分不同展区；借助视觉渗透维持空间的开放性与连续性，使观众在渐进的动线节奏中自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情境（图三）。这种弱边界式布局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陌生可能带来的距离感，也使不同主题板块之间形成平缓衔接，增强了展览整体的沉浸感与叙事连贯性。展览的照明设计同样围绕叙事目标展开：作品在满足文物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由灯光师精细调校，以暖色调色温配合漫反射光线最大限度还原画作的色彩与质感，营造柔和温暖的光环境，引导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本身，进而深化其对叙事内容的情感理解。
策展团队在布展过程中还依据人体工学原理对观展方式进行了针对性调整，确保重构后的叙事在不同观众群体中达到清晰的传播效果。展览将画作悬挂高度与观众视平线保持一致，让视觉焦点自然落于画面主体；同时通过墙体外加模块调整观赏距离，使20×30厘米的小幅作品亦能维持30厘米以内的理想观看区间。说明牌设计着重提升文本可读性，将可视面积与字体大小放大至常规标准的7倍，并以约30°倾斜角置于画作正前方，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然完成图像到文字的阅读转换。这些基于观看行为与信息获取路径的细节处理，有助于降低因文化差异、视觉负担或信息密度变化造成的理解门槛，从而提升展览在本地语境中的叙事连贯性与阐释效能。
四、教育拓展：在地语境转化中的观众理解机制
拓展式教育是围绕展览内容、藏品或研究开展的辅助性教育项目，其核心在于通过更具指向性的学习路径延展展览可传递的知识内容，构筑多维度和立体式的博物馆教育网络。随着博物馆教育由传统的知识灌输模式向“以观众为中心”的互动式变迁，教育策略也需突破单向传播模式，通过多种方法激活观众的主体性参与意愿，以实现知识传递与情感共鸣的双重目标，从而达到“发展观众”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本次展览的教育设计以“分众化”“参与式”“包容性”为方法论基础，将不同观众群体的学习需求、认知节奏与参与方式纳入整体策划，使教育功能贯穿观展前、中、后的连续体验过程，形成兼有学术深度、情境体验与文化理解的立体化教育体系。
若将展陈设计视为形式与氛围的视觉表达，教育功能则承担着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观众可吸收的知识内容。相关信息的传递不仅依托展品陈列，还通过展览说明、语音导览、线上资源、现场讲解、学习手册、讲座导赏及教育活动等多种方式实现。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作为长期面向观众的资深一线教育人员，深知解释性媒介的设计质量直接影响引进展叙事的清晰度与意义生成。基于此，自筹备阶段起，策展团队便将观众体验置于在地化策略的核心位置，围绕展览叙事的理解难点和情感连接点，对教育内容做层级化组织与情境化引导。
本次展览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被艺术所感染”为使命。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策展团队对教育项目的针对性、广度与深度进行了系统化拓展，在详尽的观众调查基础上制定分众化策略。这与约翰·福尔克提出的“身份驱动参观动机理论”相契合，即观众通常依据自身身份定位（如学习者、探索者、社交者）选择其参与方式。在该框架下，教育团队设计了多层次的教育活动：面向学术探索型观众，联合高校专家推出深度讲座与导赏，并辅以高阅读量的原创推文补充背景材料，使其能在展厅之外进一步理解展览的研究逻辑；广东省博物馆配合展览编写的《爱粤读》学习读物在众多材料中进行取舍，突出展品的故事线索与视觉特征，帮助以知识获取为需求的观众更清晰地理解作品脉络；针对青少年群体，结合其兴趣和偏好开发“盖章打卡”等轻量化互动游戏，通过任务机制引导其关注作品细节，使学习在轻松参与中自然发生；“博物馆之夜”沉浸式舞会则鼓励观众身着维多利亚时期服饰进入情境化的社交场景，通过角色扮演强化其身份体验，提升互动深度与参与的持久性。
在分众策略之外，本次展览也将教育过程定位为“参与式共创”，强调观众通过多样化的参与方式在跨文化叙事中获得主体位置。基于此，团队将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嵌入展览的在地化框架，使观众在“参与—体验—表达”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对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的理解。展前阶段，“画说Museum”互动游戏以线上策展的形式引导观众代入画作角色，提前建立与展览内容的情境关联。调研显示女性观众（20—40岁）为潜在主力群体（69.2%），据此设计的“时情画意—漫绘下午茶”与“油彩益彰—油画体验活动”以创作实践为媒介，使参与者从自身审美经验进入展览叙事。针对儿童观众的“皮斯的动物奇遇记”以角色扮演和情境故事为主线，将展览信息转化为符合其认知特点的体验方式，并通过学习纸将学习延伸至家庭或学校，实现跨场域的知识迁移。展后“绘笔成趣—画稿赋色”活动鼓励观众以艺术创作回应观展体验，使学习从被动输入转为主动表达，进而完成意义的再建构。
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ell）提出“包容性博物馆”概念，主张博物馆应通过感官替代技术和共情场域的营造，为不同群体创造平等的文化参与机会，使艺术认知从视觉特权走向多感官共享。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进一步将无障碍要求纳入公共文化机构的法定职责，为博物馆在包容性、可及性与多样性方面提供了制度依据。因此，引进展的在地性转化不再局限于内容与形式的调整，也体现在教育拓展层面对多元观众的主动响应。
基于上述理念与法规要求，本次展览将无障碍实践纳入整体叙事结构，将多感官体验视为引进展在地化的重要组成。刘胜利指出，博物馆本质上是视觉、触觉、听觉与嗅觉共同作用的多样化空间。黄宸莹强调，情境化叙事有助于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展览内容。据此，教育团队以多感官教育项目为切入点，降低跨文化理解的难度，使不同能力结构的观众均能有效进入展览叙事。“音画共融”展览音乐会便体现了这一思路。活动邀请视障与普通观众共同参与，通过环境音效与口述影像重建作品意象，使视障观众在听觉线索中形成视觉替代；普通观众同样在非视觉条件下体验作品，由此获得换位式的感知，突破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看习惯，能以同理心关爱视障群体。同时，活动制作了透纳《沉船浮标》的可触摸3D复制品及盲文节目单（图四），以触觉手段补充作品信息。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展览还提供差异化支持：闭馆日开放残障人士专场，并提供听筒设备、文物复制品及背景音乐等多感官导赏服务；听障观众由专业手语老师同步翻译，辅以实时语音转译系统，确保信息获取的完整性；老年观众则以“适老化”的节奏与教学方式开展油画美育课程，减轻其在跨文化艺术理解当中的认知压力。上述举措并非活动形式的简单扩充，而是对叙事方式与感知通道的主动调整，使引进展内容能够在本地语境中为更广泛的观众所理解。多感官与共情导向的设计有效降低了艺术接触的门槛，提升了特殊群体的参与度，也为“包容性博物馆”在本土语境中的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基于活动后的统计与质性反馈，本次展览的教育拓展策略在不同观众群体中呈现出清晰的响应特征。271场线上线下活动共吸引约15万人次参与，14.8万份学习读物的发放使教育资源在展厅之外形成可延展的学习链条。展中问卷与留言簿显示，多位观众强调讲解在深化叙事理解方面的作用，例如“从画作扩展到时代背景”等评价多次出现。线上票务平台“大麦网”中关于“讲解细致”“导览排班贴心”等高频评论与此相互印证，说明“学术探索型导赏”符合成年学习者的理解方式。青少年群体的参与表现与展前调研结果基本一致。“盖章打卡”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获得较多讨论，不少家长提到孩子在组合三个印章时“边盖边追问作品故事”，反映其在弱文本环境下通过任务机制自然完成意义探索。这种基于游戏逻辑的学习方式恰好回应了展前调查中“14—17岁青少年对密集文字干扰的排斥”，说明轻量化互动能够成为跨文化内容的有效入口。
总体而言，本次实践验证了“教育嵌入展览全周期”模式的有效性。展前、展中与展后的多媒介资源构成连续的认知支撑，使展览知识在不同触点被逐步吸收，而不再局限于展厅情境。包容性教育项目也呈现较强的情感联结效应，部分残障观众表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完整艺术体验”，相关做法被媒体作为行业案例报道，反映出无障碍实践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人文关怀。未来的重要议题在于如何在数据支持下进一步提高分众策略的精准度，以及如何在制度层面推动包容性服务由单次项目向常态化基础设施转化，将成为实现“无边界博物馆”愿景的关键方向。
五、国外引进展在地化路径的检视与前瞻
“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在相对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于观众口碑、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等方面均取得亮眼表现，并获评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入围奖”。然而，该案例的意义并不止于一次成功呈现，更在于为国外引进展如何在本土语境中构建跨文化理解机制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回到本文的分析框架，展览通过内容再创、形式设计与教育拓展的协同运作，形成了一条具有可借鉴意义的在地化转换路径。
展览三个维度的工作在本质上共同回应了“跨文化阐释如何发生”这一核心命题。内容再创作经由叙事重组与情感线索提炼，使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脱离“他者化”的位置，转化为本土观众可进入的意义结构；形式设计通过光环境、色彩与动线的综合调适，消解文化距离感，使展陈空间本身成为意义生成的重要媒介；教育拓展依托分众化项目、多感官体验与无障碍实践，为不同背景与能力结构的观众构建多重理解入口。三者之间的协同，使展览摆脱单一阐释路径，以多层次、多通道的方式促进跨文化意义的生成与深化。
与此同时，本次展览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一票难求”与高峰期观展体验下降的问题，折射出公共文化供给能力尚难完全匹配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多感官与无障碍教育项目在设备、专业人才和制度化支持方面尚未常态化，表明包容性文化服务仍处在探索阶段。内容、形式与教育虽能在展览层面形成良好协同，但其长期效果仍依赖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管理体系的优化。从长远来看，国外引进展应成为博物馆构建持续性文化对话的重要支点。“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延续了广东省博物馆在“世界艺术”系列展览策划中的一贯高品质，更使引进展由单向文化输入转向促进双向阐释的文化窗口。通过在地语境的深度介入，引进展不仅丰富了本土文化解释体系，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该展览的实践表明，国外引进展的成功从来不是单一策展技巧的产物，而是源于博物馆对公共性与专业性的深刻践行。未来，引进展需在跨文化传播的深度、观众体验的精度与文化服务的广度上持续探索，使其真正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经验、促进人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