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通过诉诸于个体参与和意义建构等方法来挑战传统、官方、权威的单一声音，进而重新发现那些有意或无意间被隐藏起来的观念、行动与经验。作为一种批判性、甚至是替代性路径，体验迅速在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站稳脚跟。

总体而言，针对该现象的既有研究要么缺乏跨学科的整体关照和比较视野，要么不加思索地颂扬与拥抱体验的价值。基于此，涉及博物馆、遗产、休闲与旅游等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系统探究体验缘何兴起的动力、体验得以可能的实践与体验可能引发的风险。

• 体验何以重要？

体验在博物馆、遗产、休闲与旅游研究领域的最初出现，直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体验与体验经济对顾客注意力、生活情境和感官塑造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体验经济看似是一个来自于经济领域的启发，实际上却反映了现今社会的现实境况：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的缩减、市场力量对文化展示场所的介入、公众可供选择的休闲方式的过剩等。也就是说，体验经济的倡导具有很强烈的现实关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理解了体验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

如果说上述提及的体验经济揭示了体验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那么，如何去理解知识、意义与真实的问题则涉及体验得以可能的哲学根基。作为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形式，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代表的是一种博物馆学的现实（museological reality），处于由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和表现现实（expressive reality）分列两端的连续光谱中。

换句话说，文化展示场所的属性与潜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忠于现实世界与物质现实，经由展示或演示等方法来完成对客观存在的文化真实的模仿；另一方面受限于表现现实，即强调主观的、自由的、内在的心灵和审美探索。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展示场所遵从的是写实主义的表征策略；那么体验则更加偏向表现主义的主观想象。

艾玛·沃特顿（Emma Waterton）等人曾在一篇遗产主题的文章中指出，无论遗产在哪种话语下被建构，接触遗产的个体都会在各自的主观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遗产体验，而现有遗产研究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和主流政治形态等权威话语，忽视了对个体的关注。

这句话隐匿着关于体验得以可能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政治视角。这在强调个体的意义建构与具身体验在打开现象世界的丰富性、动态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展示场所中的物质性、客观性和政治话语。

需要指出的是，这股力量也延伸到文化展示场所之外，进而对既有的学科规范、研究方法、专家学者等标准化的思维产生了冲击。在博物馆研究领域，我们通常用“从实物到体验”来描述转型期的博物馆。

基于此，诸如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的优先性事宜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似乎就是：展示的目的让位于方法，其基本的意图在于营造一种具有启发性和令人满意的体验之旅。

• 发现之旅：体验感的营造

从上述关于体验出现的叙事中可以发现，现今的文化展示场所处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中：一方面是吸引公众，另一方面是面对表征文化构成的挑战。因此，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展示、信息和知识传递来说，体验所关涉的要素更加复杂、过程更加戏剧化。从目前博物馆、遗产研究的国际发展趋势来看，体验的确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以物质为中心和以价值为中心的框架。

体验议题实际上与基于活态遗产的理论框架息息相关，基于活态遗产路径的挑战性和革新性在于超越了正式的、法律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框架，更多地强调社区及其与遗产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是遗产之所以有价值和重要性。

在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中营造体验感、打造发现之旅本身就是一种活化的手段。在这里，文化展示场所内那些沉默不语的物件、既定的叙事模式、高高在上的专家等要素被重新组织与调动起来，以此来构建文化展示场所与公众之间的新意义、新关系。这些多样的、临时的、鲜活的意义和关系导向的是身份、认同、记忆、情绪、想象、归属等，迥异于这些文化展示场所意图表达的真理。

虽然博物馆并未彻底放弃对实物的热爱，但是实物起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博物馆更加关注体验的主观真实性，悄悄地将唤醒感觉方面的作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相对来说，休闲与旅游地的体验感营造则呈现为一种过度。休闲与旅游地如果想要营造一种体验感的话，那么需要将旅游现象从日常生活世界剥离出来，从而建构一个相对独立、可以对其展开旅游研究的领域——旅游世界以及构成旅游世界的各种体验情境范畴。

如果说博物馆、休闲与旅游地分别处于“体验不足”和“体验过度”的两个极端状态，那么，遗产地就处于一种相对适度的中间地带。较之于博物馆而言，遗产地是一个超越传统建筑物的地域概念，这种更加主题公园化的自由度使其可以融合多种体验构造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相较于休闲与旅游地，遗产地似乎又不是那样的自由，其体验目的在于通过多样的阐释和鲜活的体验而营造一种过去感，背后有其自身的关于如何重构、使用过去的逻辑。

因此，遗产地成为考察体验感营造的不二选择。根据迈克尔·哈尔德鲁普（Michael Haldrup）等人的研究，“展演转向”（performance turn）对于理解人们参与和体验遗产的过程，以及有关遗产意义的生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此，他们提出了在遗产地营造体验感的三种方式：遗产的展演（performances of heritage）、遗产地的展演（performances at heritage sites）和利用遗产进行的展演（performance with heritage）。

首先，遗产的展演是指通过博物馆剧场、现场表演、演员和公众等手段来唤起观众想象力，实现过去再生产的做法。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经由认知而学习，这种戏剧性的展演手段旨在让观众在体验中学习。作为一种遗产实践，遗产的展演是社会互动、物质性的复杂关系和遗产体验的共享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譬如，英国的比米什博物馆（Beamish Museum）雇佣穿着过去服饰的表演者来扮演商店店员、银行职员、公交司机、药剂师、教师等，这些表演者通过为观众服务、谈论他们的生活、演示工作过程等方式来与观众互动，让观众获得关于过去生活的真实体验，通过邀请公众参与、动员公众想象力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风俗仪式、社会习俗等方面。

遗产的展演虽然充斥着表演的痕迹，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但是这种遗产实践的关键在于从生活世界和地方经验中捕获细微的气息与情感，进而调动公众的想象力、营造现场的体验感，同时也在开放的体验氛围中收获到对话与协商的可能性。

其次，遗产地的展演虽然与遗产的展演都属于营造体验感的实践，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说，遗产地的展演扮演的是促进者和协商者的角色，其最终诉求在于通过作为剧场的博物馆内的诸多要素的组合来让观众体验与表演。因此，遗产地的展演是让观众在展示的实物、博物馆的整体氛围中体验特定心境、感受某种真实。

由此看来，遗产地的展演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娱乐、玩耍与奇观的表演，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强烈专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验博物馆学的尝试。遗产地的展演成为一个鼓励碰撞与接触的地带，带有个体与集体记忆的观众可以在体验的过程中，以消费、挑战与批评的方式来表达不同于博物馆权威声音的观点。

再次，利用遗产进行的展演主要考察的是公众是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所提供的脚本与编排来体验与再生产遗产的。上述提及的两种营造体验感的实践是自我指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实践都是局限在文化展示场所之内的，其目的也是拘泥于文化展示场所的设想范畴内。

利用遗产进行的展演则全然不同：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处于更加“沉默”或“被动”的状态，公众在文化展示场所内观看、体验、互动、参与等行为或活动统统成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展示自我的可用素材。

因此，利用遗产进行的展演内含着两次截然不同的体验历程：首先是参观与体验某个文化展示场所，其次则将这次体验以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占有方式进行重新建构，进而生成一种对自我和日常生活有价值的体验。随着网络与社交媒体的流行，自我组织的二次体验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观众群体。

至此，我们已经在“展演转向”的叙事框架内描述了不同文化展示场所的体验实践。虽然这与文化展示场所的展演切实相关，但是也可以作为体验的几种类型予以理解：作为戏说过去的体验、作为实验机制的体验和作为自我创造的体验。

具体而言，第一种体验感的营造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制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公众可以在对话与合作的过程中回到过去；第二种体验感的营造则通过实物和场所等要素的重新组合，鼓励公众根据个体与集体的已有记忆、认同和知识来建构与叙事之间的关系；第三种体验感的营造则超出了文化展示场所，强调意义在日常生活世界被创造性利用的方式。

对于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而言，体验和公众议题一样，绝不是一个可以脱离整体的活动或项目，而是一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念和实践。因此，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拥抱体验之时，也是关系变动的开始之日。

• 从关系变动中重思体验的限度

为了回应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动，更宽泛、更具包容的体验成为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出路，甚至可以说是一项责任。对于博物馆等文化场所使命、宗旨和优先性事项的认知与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博物馆的建筑、组织架构、展览和项目设计等方面。

正如上文所述，拥抱主观性、刺激性、多样性与鲜活性的体验的确削弱了文化展示场所长久以来的权威性声明，但是体验是否会真正地会导向变革性和民主化却是存疑的：一方面，体验是带有某种理论批判色彩的，即通过对多样性的发现来拆穿权威话语所编织的谎言；另一方面，体验又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践状态，即文化展示场所为了生存、发展与繁荣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跳脱出对于体验的痴迷，从而对其进行比较性的、整体性的审视就会发现，体验的理论基础和批判野心似乎在实践中逐渐消解掉，反而流露出一种略显肤浅之感。

体验的一个基本诉求是面向公众、吸引公众、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充分理解公众就能够营造一种令人振奋的、具有启发性的体验感，进而制造出批判性的公众群体呢？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认为，尽管了解参观者以及那些没有参观的人们的需要对于成功的博物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简单地重复展示参观者可能会认为他们期待看到的，却往往会产生平庸的和迅速过时的展览。

体验当然也是如此，公众的需求和期待值得被重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决定展览内容与方式。既然如此，体验对新公众的塑造究竟如何也是一个存疑的事情。就目前来看的话，体验确实改变了公众参与博物馆的传统方式——移动、观看与思考，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化展示场所的感知与行为的禁令。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追问如下问题，体验是在损害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制造感性吗？简单地提供根据公众或市场需求而提供感官体验是否能够获得对文化展示场所的深度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警惕体验带来的风险，即当体验的感知太过刺激与夸张时，公众在建构主体性时也面临着一种沉浸过度的危险，这反而会吞噬掉日常现实的存在。

从实物到体验的转向话语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体验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文化展示场所内实物的传统理解，其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有关真实性认知的讨论。希尔德·海因（Hilde Hein） 认为，尽管博物馆实物有卓越品质，但其物质性未必是一个必要条件，相较于作为标志或象征功能而言，实物的物质性则是次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贬低纯粹的实物的价值，其奉行“最小化阐释”的原则、“自己为自己代言”的展示策略、“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美学理论可以使观众专注于实物本身的光晕，这种情况在艺术博物馆中尤其突出。

在体验实践中，文化展示场所的焦点旨趣从客体转向主体，实物则被彻底纳入到故事和阐释系统中，相应的，真实性也就从实物转向它们所呈现的叙事与观念中，甚至成为一种基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在休闲与旅游地研究中，从景物到景物标志的置换也证明了体验风靡以来对实际物质存在和信息的削弱。

基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到了什么？如果说没有一套清晰的标准来定义体验的品质，那么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判断体验比实物更具启发性与革命性？如果体验具有不稳定性和难以驾驭的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辨识那些故意唤起体验的人，如何判定他们的动机是否善良？在我看来，这些反思性的问题不是否认体验的价值，而是以一种观想的、冷静的、诊断的姿态来守护体验的初衷。

在文化展示场所中，营造体验感的目的在于以多样性、主观性的意义和感知来挑战官方权威和历史编纂对过去的全部占有，进而重新发现隐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这种“眼光向下”的体验实践真的构成了一种重建过去的替代性路径吗？过去本来就是多义性的，可以承载各种各样的故事，因此，当社会史、民众史和底层史等“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触及到社会看待并处理过去的方式，并波及文化展示场所时，体验就与历史、记忆和人们扯上了关系。

在遗产地等文化展示场所内，体验往往以“记忆”“遗产”或“人们”的名义来想象过去、建构过去，并经由普通人们之眼，农民、铁匠、工人等群体获得了历史地位，勤劳、节俭、自力更生等美德得到了颂扬。这种看似美好的体验背后却依然存在风险，也就是说，体验的实践能够持续保持活力而不被历史的单一性和结构性所收编吗？大众化、商业化、展示性的遗产路径是否会简化历史、扭曲知识体系？人们的历史是过去民主化的体现，还是固有的从属关系在不同意识形态情境下重演的隐蔽方式？拘泥于体验技术、风格与结构的实践是否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挑选，从而构成了另外一种纯化的形式？这些在遗产地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展示场所。

在当今社会情境的复杂变局中，无论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还是政治的议程，体验似乎已经成为文化展示场所的实践风尚。毫无疑问，体验的确内含着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而且也确实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文化展示场所的潜力。

随着体验的普及，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我们可以说这种困境源自修辞与实际、理论主张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可以将其归咎于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如果简单地认为体验就能解决长久以来文化展示场所的顽疾，那么我们的思想也未免太简单了。体验所暴露的局限性一方面让我们可以更加冷静地去评判体验的价值与实践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重新起航，去更深入地发现问题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