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博物馆事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受时代召唤，坚持服务国家、推动行业发展的理想，中国博物馆人集结起来，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组织下，开展学术活动，成立行业组织，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会议，参与国际博物馆治理。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事业起点虽然不高，却为后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史；大英博物馆；南开大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时代的大潮中，青年知识人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拼搏进取，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我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师，将理想、使命和追求投射在博物馆和博物馆学领域，在改革开放中践行工作和学术初心。其中，最难忘的是参加承德博物馆学研讨会、亲历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以及出席伦敦第1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年会。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以亲历者身份回忆上述经历，既呼应我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兴趣，也可以为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提供一手材料。

一、参加承德博物馆学研讨会

1981年夏，国家文物局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博物馆学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博物馆学术活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全国心系博物馆前途和命运又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下表）从各地赶来，汇聚一堂。当时，我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研修博物馆学，听到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后，立即向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请求参加此次活动。这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教师第一次参加博物馆界的学术活动，与我一起参会的还有杭州大学的詹天祥，他是毛昭晰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们正在杭州大学筹备设立博物馆学专业。

1981年7月5日，博物馆学研讨会正式开始。时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吕济民代表文物局部署研讨会，并且明确了会议的宗旨和议程。他要求，这次会议要出成绩、出成果，要集中全体代表的智慧，在1961年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干部学习班编写的《博物馆工作概论（初稿）》基础上吸收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工作的新经验，编写一本《中国博物馆学概论》。

会议开始，大家围绕《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开展务虚讨论。与会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围绕博物馆性质、社会功能及博物馆管理畅所欲言。大家从本馆工作实际出发，谈得失，谈经验，说体会，特别是围绕博物馆学体系这个重要的基础问题展开讨论，并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两方面对博物馆事业造成的破坏进行批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和理论进行分析和总结。吕济民、罗歌和许治平都曾留学苏联，他们分别谈了自己对苏联博物馆学的看法。之后的会议议程主要围绕《中国博物馆学概论》的具体撰写工作展开。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多博物馆界的专业人士。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平时难得一见，而此次会议会期长达五六十天。与会代表十分珍视这次会议，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和研讨，大家频繁交流和交换意见，连散步时也在谈论专业问题，同时展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未来。一些老同志虽然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仍然坚守博物馆工作岗位，谨守专业底线和操守，忠于博物馆事业。他们都怀抱改革博物馆的信念，都有一种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让我感知到未来博物馆发展的脉动。这些老同志无论在讨论会上还是在散步聊天时，没有一个人提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苦难，而是谈论博物馆发展的愿景，交流彼此的经验和构想，展现出一种要为博物馆大干一场的劲头。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把博物馆恢复起来，让她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柳彦章与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王卫东边走边说，咱们地处北疆，怎么把黑土地的古老文化和红色文化发扬光大是一个新的课题，咱们要借这次研讨会的东风回去好好规划规划。南京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王英在研讨会结束之际，勉励与会同仁各显神通，推动博物馆事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突出作用。

我作为一名刚刚跻身博物馆学领域的年轻人，在这个非常难得的学习过程中，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博物馆人的献身精神。他们告诉我，当“文化大革命”的“扫四旧”之风刮到博物馆界时，有的博物馆馆长为了保护贵重文物，将它们集中起来存放，然后在外面砌一堵墙，再刷上白石灰，这样才躲过红卫兵的破坏。西南地区一位老馆长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底子薄，条件比较差，有的小馆馆长怕为数不多的贵重文物丢失，就把这些宝贝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天晚上都挂在自己宿舍的房梁上。一些博物馆没有除湿设备，就在文物收藏室的地上撒上白石灰除湿。那一辈的博物馆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坚守在一线岗位上。后来，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保持联系，并且留意博物馆界的新变化，发掘博物馆发展的新亮点，写了不少有关博物馆的文章。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学研讨会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博物馆事业走向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推动博物馆理论研究的总演习，对我的博物馆学意识起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作用。此次会议，与会代表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的做法。以苏联为师，全盘照搬苏联博物馆学的做法严重束缚了中国博物馆人的思想。我们应该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发挥我国博物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迎接博物馆发展的新时代。第二，要认真总结我国博物馆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的本土经验，立足实际，规划未来，创造中国的博物馆文化。第三，1961年编写的《博物馆工作概论（初稿）》的基本构想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关于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简称“三性二务”）的论述应该肯定。

这些共识也为明确《中国博物馆学概论》编写的指导思想、具体思路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引。以新老结合、中央（博物馆）与地方（博物馆）结合为原则，很快确定了各章节的写作人员，我是第一章的执笔人。南通博物苑的黄然先生向我们谈了他对第一章框架的构想。他认为，第一章是全书的开篇和统领，十分重要。这一章应该加“绪言”，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略述西方博物馆的起源，以及近代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第二节写新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包括四个时期：1949—1956年博物馆改造和新型博物馆初建时期、1956—1966年博物馆初步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遭破坏和发展停滞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博物馆事业的恢复发展时期。第三节集中写中国共产党对博物馆事业的领导和在党的领导下博物馆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认真听取博物馆前辈的意见，几易其稿。1981年8月上旬我基本完成第一章的初稿，受到老先生们的称赞。8月下旬各章节基本完成。25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小川听取各组写作情况的汇报。汪小川是老红军，没有一点架子，与我们谈笑风生。他挥毫写就《赠博物馆概论讨论会诸同志》一诗：“流汗如注尚挥毫，博识为书众志高。彩绣千般呈瑰丽，功夫奥妙在初描。”汇报完毕，研讨会也结束了。随后，吕济民处长宣布万冈、王英、朱世力、黄然和我留下继续负责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

《中国博物馆概论》一书直到1985年12月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次难得的博物馆学研讨会，我曾在1981年8月中旬的《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总结式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新中国老一代博物馆工作者的经验结晶，记录了新中国一代博物馆前辈奋楫笃行、启航追梦的献身情怀。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学研讨会及其成果《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对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博物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这部著作虽然不厚，却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拉开了新时期博物馆学研究的序幕，确立了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学的秩序。但是，这次会议也有不足。由于会议之前的理论准备不足，没有为与会者提供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博物馆工作概论（初稿）》。该书是受苏联博物馆理念及《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影响较大的一部内部出版物，在学术上十分突出博物馆的政治功能，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要素，规定博物馆的特征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博物馆收藏的实物“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以政治支配实物”，“陈列展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等等。这次研讨会由于急于完成《中国博物馆学概论》的编写任务，没有深入认识到上述观点的错误。应该说，这次研讨会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意识还不完备，没有在学术上形成真正的自觉意识。虽然后来的工作实践逐步摆脱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及《博物馆工作概论（初稿）》的影响，但“三性二务”的思维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停留在相当多的博物馆工作者头脑中。

二、亲历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

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这是1949年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在文博领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它的成立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了支撑，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灵活的对外开放机制拓宽了博物馆发展空间，从而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提速。它的成立架起了博物馆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重要引领者和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使得中国博物馆事业更加开放，并在更广泛范围内发挥博物馆团队的价值优势。

中国博物馆学会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以来，广纳贤才，成为推动我国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且带有智库色彩的学术机构。它的常务理事会曾明确提出要使学会成为中国博物馆领域的学术中心。在199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我曾写了《十年来的博物馆学及其今后路向—祝贺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10周年》一文，从博物馆学角度肯定了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是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学发展的第一支春歌。它标志着博物馆学研究长期涣散无组织状态从此结束。第一次从组织上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把全国的博物馆学研究者集合成一支队伍，协同一致地从事博物馆学理论研究。”4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是没错的。

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是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齐钟久负责具体事务。由于我当时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研修博物馆学，也参与了中国博物馆学会筹建和成立的一些具体工作。齐钟久主要负责团体会员事务，初步遴选学会理事与常务理事，协商安排成立大会等。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是我的学长，所以我在北京进修期间与他的接触比较多。

1981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批复国家文物局：“关于中国博物馆协会筹委会成立的报告已收到。我们意见，名称以‘中国博物馆学会’较好，更加符合学术团体的性质。该会成立后，应由你局党组加强领导。”1982年3月23—27日，中国博物馆学会在北京丰台区京丰宾馆召开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大会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近代博物馆学研究概述》的论文。

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40周年前夕，协会秘书处对我进行采访，我说：“我是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创始会员，同时也是中国博物馆学建立和起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伴随着协会走过了昂扬奋进的40年，我见证了协会促进中国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的丰功伟绩。我希望协会高扬学术旗帜，加大学术引领力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中心；希望大力调动协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主动性，让博物馆工作者把协会当成学习之家，成为博物馆之间交流合作、协同创新的中心；希望协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高校博物馆学教育，促进博物馆学科建设，为推动新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一直陪同南开大学历史系文物博物馆学专业负责人王玉哲先生，拜会学会领导，会见参会学者专家。王玉哲先生还在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发言，表达了对大会的祝贺与希望，希望学会加强对博物馆学专业的指导帮助。这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第一次在全国博物馆界正式亮相，反响良好。我和玉哲先生每天早饭前都一起绕着京丰宾馆大楼散步。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在历博和革博进修，是个难得的机会，要多学、多问、多交朋友。”我在两馆一年多时间，他们为我创造了自由宽松的条件，我可以自由出入两馆，自由参加部室的业务会议和业务活动，自由拜访人员。其间，除了定期与王宏钧先生见面外，我先后到两馆的陈列部、保管部、宣教部学习，拜访的学者专家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王振铎、傅振伦、史树青、王镜如、石志廉、孙机、孔祥星、洪廷彦、刘家琳、李知宴、余庠、李之檀、边宝华、宋兆麟、周宝中、齐吉祥、肖贵洞等，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沈庆林、黄高谦、万冈、苏东海、武继忠、徐文伯、许治平、齐钟久、罗歌、方孔木、夏传鑫、李俊臣、张德钟等。有些老先生不到馆里上班，我就去东四东堂子胡同和前门外高层楼房登门请教，如王振铎、王镜如、傅振伦等先生。

博物馆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必须迈开双腿从实际中学，深入认识中国博物馆的现状，接触尽可能多的博物馆同仁。我在京学习期间，几乎走遍了北京的大小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鲁迅纪念馆、中国地质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和北京农业展览馆等。我还经常去五四大街的国家文物局，拜访博物馆处等处室人员，如博物馆处的王宜和陈小雅，研究室的谢辰生和彭卿云，教育处的夏桐郁等。他们会及时向我通报有关博物馆的信息。此外，故宫博物院的郑求真和于坚，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黎先耀、甄朔南和许维枢，以及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张甫民等是我拜访较多的学者。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新思想，促使我更加主地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学。

“文化大革命”荒废了人们10年的时间。那时大学里的青年教师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南开大学自从开办了文博专业，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博物馆学教育的“南开坐标”。秉承为中国博物馆发展办学的初衷，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大家心中都有一股历史责任感。坚持高起点、多角度研究和阐释博物馆学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与学科价值，我们以行践诺，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进修，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也让我看清了改革开放所蕴含的趋势和逻辑，我因此满怀信心地回到南开大学。

三、出席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

1983年7月，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以下简称“国际博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博物馆团体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是中国博物馆学会与世界接轨以及中国博物馆事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高校博物馆学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我有幸成为中国博物馆学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7月25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1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

国际博物馆协会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是一个代表博物馆与博物馆事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1946年11月，总部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法国巴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着官方联系。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博物馆事业的重要伙伴，其主要宗旨是：确定、支持和帮助博物馆和博物馆研究所，建立、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专业；组织不同国家和博物馆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互助；致力于宣传博物馆和博物馆专业在促进人民间相互了解和扩大专业知识面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通过和修改会章，选举国际博协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每3年召开一次。从1948年6月召开第一次大会，到1980年已经召开了12届大会。咨询委员会是国际博协的立法机构，由国家委员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组成。国家委员会可在任何国家建立，负责国际博协同会员国会员之间的联系。

当时，中国是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大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前景远大，国际博协十分希望中国加入该组织。20世纪80年代，国际博协秘书长多次致函中国，并表示要妥善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在该组织里的地位问题。1983年6月，国际著名博物馆学家莫利女士访问中国，并积极推动该项工作。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由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组成，正式加入国际博协，并决定组成代表团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13届国际博协大会。

这是我国博物馆界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参加此类国际性活动。当时我国博物馆界对国际博协的情况、对各国在该组织中的意识形态表现知之不多。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在代表团成员构成上，既有主管博物馆事业的行政官员，又有中国博物馆学会的负责人，既有享誉国际的大型博物馆的知名专家，又有高校专门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学者。代表团团长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孙轶青，山东人，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编辑和诗词家。团员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他是著名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秘书长袁继萼，担任代表团的秘书；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许维枢，他是鸟类研究专家，也是代表团的英语翻译。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年龄最小，是南开大学文物博物馆学专业教师，也是代表团中唯一的博物馆学研究者。我为这次大会准备的论文是《中国大学博物馆学专业设置及教育》。我的身份恰使我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博物馆学学者陈国宁女士有共同的话题。

7月23日晚8时55分，我们一行5人由北京乘飞机出发，伦敦时间24日上午9时15分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英国国家委员会派了伦敦市博物馆罗伯特先生前来接机。这是一位非常热情的青年，他带我们从机场乘火车前往伦敦市区。到维多利亚车站后，又乘出租车前往下榻的大东方旅馆。这是一家靠近地铁站的中等旅馆，居室洁净，设备简单。除团长外，我们每两个人一间卧室。旅馆知道中国人不习惯饮用凉水，特意为我们每个房间准备了一把电热水壶。

国际博协大会开会的地点在巴比肯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当时定期举办音乐与戏剧演出、电影展映及艺术品展览的欧洲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是斥巨资打造的庞大建筑群，1982年刚刚启用。大东方旅馆距离巴比肯艺术中心很近，步行15分钟，穿过一条街即可到达。25日，大会正式开始，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主题是“博物馆如何适应发展中的世界”。

这一天，我们起得很早，袁继萼与许维枢先去大会秘书处联系我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发言事宜。我与孙、杨在罗伯特的陪同下稍后前往会场。国际博协咨询委员会主席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中国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获得一致通过，会员的申请也都通过了，并且热情地表示祝贺。上午10时，大会开始。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秘书王章丽女士来看望我们。王章丽与她的先生周尔鎏都在驻英使馆工作。周尔鎏是文化参赞。周王夫妇我都认识，他们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周参赞是周恩来总理的堂侄。因我们为南开校友，王女士很亲切。她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与她联系，并且嘱咐我注意会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与会的反应。

会上，国际博协主席贝尔·兰德斯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出席，第13届国际博协大会的召开是重大历史事件，大会将讨论国际博协工作报告，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很好的合作，希望今后共同推动博物馆实现更大的发展。他强调，博物馆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机构，博物馆的技术、设施等随着时代前进，博物馆正值“盛年”，需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

接着，国际博协英国国家委员会主席致辞。他主要讲了以下几点：博物馆里有众多管理者、文学家和教育家，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已经建立，我们的后代肯定比今天更能体会博物馆的作用；社会上还有很多博物馆爱好者和支持者；博物馆不仅藏品多种多样，活动也丰富多彩；博物馆是团结全球文化力量的场所，非常具有国际性。

英国艺术部秘书代表英国政府祝贺大会的召开并欢迎各国与会代表。他说，博物馆永远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为了这一崇高事业，为了各国和平，为了丰富人类的知识，要尽一切努力做好博物馆工作。他还介绍说，英国博物馆有国家的、地方的和私人的，政府主要侧重建立大型博物馆，其他博物馆则由各方创办，政府负责统一制定法规和政策，着重保护历史、科学与自然遗产。他还指出，英国政府十分强调和重视博物馆人员的培训。

接着安哥拉、苏联及英国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下午仍然是大会发言。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排在下午茶歇后的第一个。当时我们都很担心发言的效果，因为国际博协大会自由度很大，座位随便坐，人员随进随出，往往会议开始后依然有不少人在会场外边喝咖啡边聊天。果然，下午4时休息后继续开会时，会场里的人员比休息前少了许多。孙轶青同翻译许维枢走上发言台，他以他那惯常的山东腔洪亮而沉稳地开始发言，题目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和未来》。出乎我们的预想，他的发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来大会上代表发言时照相的很少，但中国代表一上台亮相，立即有不少代表从座位上走到前面拍照，连场外休息的代表也一下子回到会场。孙轶青发言一结束，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不少代表都站起来鼓掌。大会执行主席美国史密森博物院副秘书长在孙轶青发言之后说，中国加入国际博协，这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对我们的支持。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会场各国代表致意并表示感谢。

26日全天是各地区和专业委员会的小组会议。杨伯达参加了国际玻璃器皿博物馆与珍藏委员会的活动。下午，我们参加了亚洲地区委员会会议。亚洲地区包括大洋洲，苏联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于中国第一次出席该地区委员会活动，国际博协秘书长路易士·蒙吕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地区代表都来参加会议。蒙吕尔还特意请孟加拉国代表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孟加拉国代表致辞说，上次亚洲地区委员会会议在汉城召开，希望韩国代表协助开好这次会议（当时中国与韩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出席会议的国家和地区除韩国外，还有中国、日本、泰国、孟加拉国、印度、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新西兰、苏联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参加这次会议的共4人，两男两女，都是以个人会员身份参会。两位女士中有一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张临生，一位是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学学者陈国宁。

杨伯达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亚洲地区委员会会议。会议主席请中国代表首先发言。杨先生说：“首先感谢莫利博士的邀请，我对于亚洲地区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我个人觉得亚洲地区博物馆由于亚洲经济文化的原因，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就拿北京故宫博物院来说，其历史与欧洲的博物馆相比还很短。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只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受此局限，我们的博物馆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需要向亚洲各地区博物馆学习。这方面我个人希望亚洲地区委员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杨伯达先生讲话后，国际博协秘书长立即做了回应。他感谢中国国家委员会正式加入国际博协，并且宣布国际博协已经通过了中国入会的申请。他相信，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今后必然会在国际博协中做出更大贡献。随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张临生女士发言。她提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博物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藏品数量在增加，展览面积也在扩大。由于国际博协是学术团体，国际博协秘书长提议以学术交流代替政治和意识形态交锋。

最后，会议选举亚洲地区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代表提名了中国，得到与会代表的鼓掌欢迎。中国在投票环节投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国、苏联等国。当时中国还未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没有给韩国投票。苏联代表对中国的加入非常支持，主动过来与我们打招呼并交换名片。我用俄语“达瓦里氏”称呼他们，对方知道我在称呼他们为“同志”，感到很亲切，随即用“斯巴西吧”（谢谢）回答。虽然当时中苏关系还未正常化，但两国同行之间没有芥蒂。告别时，我以俄语“达思维达尼亚”（再见）挥手致意。

参加亚洲地区委员会会议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警觉。在张临生女士发言时，我注意到她的胸牌上印有R·O·C（“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字样。此事关系“一个中国”的问题，我便向中国代表团秘书袁继萼反映。他立即向我国驻英使馆报告，随即又与大会秘书处交涉。大会秘书处承认疏于核查，表示将加以改正。后来，我见到中国台湾代表时，他们代表证上的字样已经改为“中华台北”。不过，会议期间两岸同道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后来，我们在大英博物馆举行的招待晚宴上再次相遇，双方互相敬酒，亲切交谈，特别是我们与张临生、陈国宁交谈十分融洽。张临生处长是一位精明干练、颇有气质的女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导览员做起，精心研修古物藏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告诉我们，她原籍山东黄县，生于青岛，1949年2岁时去了台湾。同为山东籍的孙轶青先生对她说，北京和台北的两家故宫博物院应当很好地合作。张临生高兴地说，本来是一家嘛！孙先生又接着说，你要想回老家山东去看看，我相信你会受到热烈欢迎。杨伯达先生也说，我的祖籍也是山东，咱们也是老乡啊！张临生对杨伯达很敬慕，她对琉璃、珐琅器也有很深入的研究，说在台湾就拜读过杨先生的文章。我也邀请张临生到南开大学去讲学。她客气地说，自己不是搞博物馆学的，是研究器物学的。我顺便向她介绍了南开大学文物博物馆学专业在文物考古方面的课程设置。

比较起来，我与陈国宁女士交谈更多些，我们都在大学从事博物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自然话题更多些。陈国宁女士不是很高，戴一副眼镜，衣着朴素，气质斯文。她曾在美国专攻博物馆学，回台湾后任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馆长兼讲授博物馆学。这是一门高年级的选修课，每周2个学时。对她来说，博物馆是一个非常“走心”的地方，契合她内心深处的认知。她的教学深得学生的认同和喜爱，是台湾知名的博物馆学家。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不时给她邮寄《中国博物馆》杂志。她收到后，总是很高兴地给我回信，如1993年3月19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非常谢谢您前封信中详细地为我提供有关博物馆史的研究资讯”，“您的几篇大作除了信上说的第一篇我有之外，其他都没有，若能影印寄给我，必有助于我参考”。她还希望我将未发表的论文寄给她，她在台湾帮我推荐发表。她认为我的博物馆学研究卓有建树，特别是中国博物馆史研究堪称经典。

8月1日中午，亚洲地区委员会在巴比肯中心7楼餐厅举行午餐会。这是一次委员会会议，共计8国委员参加，杨伯达和许维枢出席。除中国外，还有日本、韩国、泰国、孟加拉国、印度、苏联和印尼委员会参加，其中中国和印尼是新当选的。这次会议研究了亚洲地区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讨论更换会址和召开年会事宜。亚洲地区委员会原来设在印度，一设就是10年，由于印度无法承担经费，于是决定会址每3年轮换一个国家：1983—1986年会址设在韩国，由汉城国立博物馆负责。委员会年会由各国委员会参加，主要研究一年的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1984年年会于当年6或7月在雅加达召开；1985年年会在苏联塔什干召开。苏联代表建议1986年的年会在中国召开。杨伯达给予了正面回应，表示回国后将认真研究此事，并将研究结果向亚洲地区委员会主席做正式通报。

第1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从7月27日开始，各国和地区的代表陆续进行参观。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的安排下，参观了伦敦地区各大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海洋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科学博物馆、伦敦市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我仰慕已久的博物馆，也是讲授博物馆史绕不开的地方。它成立于1753年，是世界首个国家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1911年首位讲解员上任，1923年观众即达100万人。该馆是世界文物珍品的宝库，来自中国的各种文物藏品就有2.3万余件。

中国代表团除根据大会统一安排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外，还单独参观了该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罗森夫人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博物馆同行非常高兴，不顾自己腿部还绑着绷带就一瘸一拐地接待我们，还请我们去餐馆吃了意大利面。她将我们引入东方部的藏品库房，向我们一一展示珍贵藏品，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顾恺之《女史箴图》。为了让我们看得清楚，她用特殊装置将有些古画升起来。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大英博物馆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总馆的公用照明系统已经关闭，她竟然启动东方部的特殊电源让我们观看他们特别保存的敦煌文书。这是一个特别的库房，有一部专门的电梯到达库房内，藏品的保管非常珍秘，她经过一些技术操作，打开了特制藏品柜。那是一个个蜂窝状的塑料方盒，每一方孔形的盒中保存一件敦煌文书。她分别取出文书，这些文书就如同刚刚从甘肃运来的一样。你不得不佩服西方博物馆对藏品的保管技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藏品理念，他们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文物，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创造良好的文物保护环境，这令我们惊叹不已，连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都赞叹不已。罗森夫人的敬业精神，东方部专家的精湛技术，藏品保管的现代科技手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博物馆是一门深邃博大的学问，只有献身精神才能让文物安全地保存下来。

这次英国之行真是难得的际遇。中国代表团利用国际博协为各国代表团提供的考察英国博物馆的机会，从南到北几乎遍览了英国的博物馆。从伦敦出发，代表团依次前往诺丁汉、赫尔、约克、纽卡斯尔、曼彻斯特、爱丁堡，一路走来我对建设南开大学文博专业信心倍增。

我早就听过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的盛名，在到英国之前就已经与系主任有了联系，了解了他们的课程开设情况。莱斯特大学始建于1921年，位于英格兰中部，它的博物馆学系成立于1966年，是英国唯一一个以博物馆和画廊为研究对象的院系，尤以博物馆研究方面的前沿思维而著称。我们到那里时主要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他们特意为鸟类学家许维枢介绍了他们新的研究成果，即快速冷冻禽类的方法。

英国博物馆给我的印象是普及、多样和深入民众。展览中历史与自然文化的表现手法因地制宜并且现代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威尔伯福斯故居纪念馆。它位于靠近北海的赫尔市。威尔伯福斯是英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致力解放黑人奴隶。1833年去世后，他的故居便成为人们缅怀他生平事迹的地方。这是一幢临街的普通英式二层小楼。这个纪念馆最为可贵的是没有按照一般的故居陈列程式“图解”馆主的一生，而是撷取他一生最为鲜明、最有价值的生命片段—解放奴隶，集中进行表现。设计者选取贩奴船在海上行进的一个断面，即贩奴舱内的一角展现黑奴极其悲惨的非人生活情景。故居二楼设计了一个暗室作为贩奴船的底舱，与人等高的众多黑奴蜡像挤在一起，不同的黑奴形象逼真地表现出黑奴贸易的惨无人道—有的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右手，似乎在愤怒地呐喊；有的艰难地支撑着疲弱的躯体，张开大嘴，似乎在贪婪地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有的面容憔悴，微闭双眼，额头沁着汗珠，奄奄一息，似乎死到临头。这种蜡像场面极其震撼人心，发挥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各国博物馆学家驻足于此，久久不愿离去。

当我要离开时，我想到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博物馆应该解放思想，将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陈列艺术设计更多地运用于博物馆展览，提升展示和教育效果。此时，杨伯达先生也对我说，你应该将这个陈列介绍到国内。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回来后，我写了参观威尔伯福斯故居感言，文章发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刊物上。

从赫尔市北上不远就是英国历史文化名城约克。这里有约克大教堂、约克大学、约克郡博物馆、约克城堡博物馆和国家铁路博物馆。约克市有一座铺着鹅卵石、仿造维多利亚时代街道的约克城堡博物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街区风貌，街道两旁有面包店、银行、酒吧和裁缝铺等。徜徉在这条街道，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景翩然浮现。

8月2日，国际博协大会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博物馆、关于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工作、保护文物与文化遗产、被占领国家文物保护等决议。中国代表团都投了赞成票，只是对关于被掠夺文物归还原有国的提案投了弃权票，最终这一提案也未被大会通过。大会还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艾利克、法国居维叶及英国博物馆委员会名誉主席等人荣誉奖章。在会议闭幕式上，新任国际博协主席赖维斯发表讲话。临近中午，第1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参加第13届国际博协大会是我国博物馆第一次走进国际博物馆大家庭，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博物馆事业的一件盛事。中国代表团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使命。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努力发出中国声音，宣传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伟大成就，让国际博物馆界认识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态势。本着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合作互助的宗旨，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扩大了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接触了国际博物馆话语体系，建立了博物馆学术交流的渠道，为中国博物馆学会进一步参与国际博协的相关活动奠定了基础。

回国十多天后，孙轶青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谈这次出国的感想。席间，孙先生对我说：吉生同志啊，还是叫小梁吧。你是大学第一个研究博物馆学的，就你的身份来说，对此次出国有什么感想啊？我不假思索地说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博物馆应该多走出去。在会上，那么多国家的代表主动来与我们打招呼，希望与我们建立联系，这说明中国博物馆在国际上是有影响力的，很重要。从我们自身来说，多与外国交流往来，学习人家的长处，对我国博物馆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第二，我们参观了英国那么多博物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地方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各有特色，灵活多样，很受当地群众喜爱。我们的博物馆事业也应当从这方面努力。第三，参观大英博物馆时，我对英国博物馆的管理印象深刻。罗森夫人只是东方部的副部长，她在全馆下班后仍然可以接待外国客人，而且在全馆照明系统关闭后启动库房照明系统，还引导我们进入他们的珍品库房。这种权责一致的管理机制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文物保护非常严格，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学习时看到他们的文物库房是两把锁，两个人负责，一个人完全不可能打开库房的大门。这样的制度严是严了，但从文物利用角度看，这种管理体制也需要思考。既然改革开放了，我们的博物馆管理、《文物保护法》也应该适应中国博物馆事业即将到来的大发展形势。

这一年，我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刊《博物馆》（Museum）特约亚非撰稿人之一撰写的《中国的博物馆专业训练》（Museum Training in China）一文，对中国的博物馆培训做了全面论述。该文以多种语言刊载于Museum第156期上。美国方面以《中国大陆的博物馆专业训练》为题进行了转载，我国台湾地区将该文发表在《博物馆学季刊》（1989年4月号）上。伦敦归来后，我先后在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天津市、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湖南长沙（杨开慧烈士故居）培训中心、吉林省文化干部学校、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农业博物馆和安徽大学历史系文博班等场合做报告，专门介绍国际博协第13届大会情况。

余论

4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开启。45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推动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式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改革开放为中国博物馆事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提振了中国博物馆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广大博物馆工作者满怀忠于事业、服务人民的炽热情怀，创造性地推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书写了壮丽的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篇章。改革开放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包括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等高校十分重视发展博物馆教育，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当时，我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投身时代潮流，以激越的姿态与博物馆前辈和同道献身博物馆事业。我深深感到，我能够在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贡献绵薄之力，除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之外，主要是我有一颗与时代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作为教育工作者，只有服务时代需要，响应国家召唤，才能做出傲人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