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名谒实物:刘贺大墓首现我国最早的“名片”

西汉名谒实物:刘贺大墓首现我国最早的“名片”

  秦汉时期广泛使用的“名谒”(简称谒),到东汉后期便称为“名刺”(简称刺),唐代以后又被称为“名帖”,现代则称为“名片”。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相互交往的一种文字介质,名称尽管不同,但作用却大同小异。那么,我国古代的名谒(yè,音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上面都写些什么文字?怎样使用和保存?海昏侯刘贺大墓出土的三块木牍,为我们解开种种迷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物依据。
  据披露,海昏侯墓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释读工作已经陆续展开。近期公布的少量木牍中,有三件留有清晰汉代隶书的木片,尽管残缺严重,但尚可辨识,十分引人注目。
西汉名谒实物:刘贺大墓首现我国最早的
  有人认为这是奏牍,即墓主人刘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还有人断定,这些奏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代高级公文原本,对研究古代公文具有重大价值。
  奏牍,属于我国古代的奏议,是臣下给君主的书信和意见书。汉代把这类文字分为章、奏、表、议四类,后世总称为奏议类文体。这三件书写着文字的木片,果真就是刘贺写给皇帝和皇太后的奏牍吗?果真是汉代的高级公文吗?
  疑问一:既然是奏牍,为什么都没有写实质性的内容?大家知道,向皇帝或皇太后写奏议,其内容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有“奏”就要有“议”,必须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三件木牍上分别写着:“妾待昧死再拜,上书主太后陛下”(图2);“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元康四年”;“海昏侯夫人妾待昧死”;“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臣……事仆臣饶居奉书昧死,再拜为秋请,皇帝陛下陪臣行行人事中庶……臣贺昧死再拜”。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通报姓名及问候语,只有一处提到了“谨使陪臣”、“仆臣饶居”、“为秋请”等,但又没有具体说明。因此,这件不知所云的奏牍,至少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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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二:既然是奏牍,为什么每件只有单片?如果说,一块木片的面积有限,不可能书写更多的文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连接起来的竹简写奏牍?为什么不把奏牍写在多块木片上?事实上,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衣笥签牌,就是用众多木片写成的,并且编号达到24片(图3)。由此看来,出土的三块木牍当初并不需要写太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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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三:既然是奏牍,为什么会出现在刘贺的棺椁中?一般地说,诸侯和郡县呈送到朝廷的奏牍,都是国家的重要文件,应当在宫廷中的档案库长期保存。汉代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太尉府并列为三府;同时设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并列为三公。御史府和御史大夫的第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主管四方文书”,即掌管国家文书档案与图籍,因为这是国家进行管理统治的重要材料,其地位远远要比今天所说的文书档案重要的多。因此,刘贺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前后呈送给朝廷的奏牍,绝不可能出现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后远在千里之外的海昏侯墓中。
  有人解释说,这是奏牍的副本,因此留在刘贺墓中。这是说不通的。汉代的奏牍副本和正本一样,都要送达朝廷。只不过副本是先送给尚书看的,如若“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尚书把关同意后,再将内容相同的正本呈送给皇帝看。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规定:“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也就是说,向皇帝进言可以直达,不需要尚书审查把关。副本制度便由此被废弃。刘贺写这个奏牍的时候,距废弃副本制度已达五年之久,因此不可能是奏牍的副本。
  还有人解释说,正本也好,副本也好,都可能是在刘贺死后,朝廷派遣太中大夫等官员参与他的丧葬时带去的。也就是说,这三件奏牍,是由太中大夫等官员将海昏侯家族历年上书的正本或副本,全部带到海昏侯国,陪葬到刘贺墓中。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以这种方式祭奠死者的先例。况且历史文献中也没有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销毁高级公文的记载。因此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再说,汉代的太中大夫隶属于九卿中的郞中令(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其主要职责是“掌议论”,“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命所使”,有“闲职”之称(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中大夫要拿到海昏侯刘贺的档案,必须先经过郞中令的同意,再得到丞相或御史的批准,然后到御史府上的档案库中去查找。这就大大超出了太中大夫的职权范围。因此,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
  那么,出土的这三件带有文字的木片如果不是奏牍,又是什么呢?综合分析三件木片的形状、材质、大小,特别是书写的文字内容,笔者研究后认为,这是汉代普遍使用的名谒。
  在迄今为止的重大考古活动中,发现带有各种文字的器物、简牍、图册、典籍等,都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它们以文字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触摸了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海昏侯墓出土的汉代名谒,让我们看到二千多年前古代“名片”的实物样本,这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等级交往制度、研究官方文书制度、研究中国文字的演变、研究书法艺术的发展,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不可低估!我们期待着,已经出土的近百版木牍,能够尽早与世人见面,以提供更多的、原始的历史信息,供人们深入地解读和研究。
本文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