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视野

作为国际了解认识中国的窗口，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中国博物馆研究（China Museum Studies，CMS）：有从强势社会阶层的精英话语权力入手，剖析不同权力主体在中国博物馆世纪历程中所建构的国家认同与“被动卷入”其中的公众，如吕烈丹（Tracy Lie Dan Lu）；有从视觉文化的意义符码编解出发，剖析博物馆展览等文化现象的叙事修辞，挖掘中国当代的记忆书写，如邓腾克（Kirk Denton）；有从遥远他者的想象开始，透过域外博物馆策划的关于中国的展览，深描图像文本等形塑的中国社会建构，如艾米·巴恩斯（Amy Jane Barnes）；有从自身人类学田野调查切入，观察博物馆物件的展示手法和内在属性，折射中国博物馆的政治社会治理功能，如马秀雅（Marzia Varutti）。上述论证， 无不将中国博物馆当作一类文化现象，从客位的外围视角，描述、解释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与当下，依照西方博物馆研究的既定思路，将博物馆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抽离，以纳入其既有探究范畴。这种“疏忽”中国博物馆事业自身实践特性的思考，需要结合中国博物馆最新发展，特别是上述学者未能及时追踪的2014年以后的变化，予以回应。

（二）中国博物馆新进展

作为国际对话交流的桥梁之一，中国博物馆在展示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之际，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建设性实践与国际博物馆发展之间的相互沟通。具体而言，就是深入挖掘中国博物馆为建设“平等性”“包容性”“多元性”社会所做的探索，创新性践行历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所做的努力。

作为国际博物馆共同体的一分子，中国博物馆依靠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智慧科技的全面植入、全民高涨的参观热情，展现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出现了总体数量猛增、观众人次过十亿的“黄金时代”；更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姿态，参与城市创新发展、乡村复兴、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等新时代的国家工程， 焕发出无限活力的前景。其中，以下几点重大变化， 是马秀雅等海外学者未能重点关注的：1.作为当代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博物馆对城市软实力和公共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并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姿态面向社会公众，来满足公众生活的全面需求，参观博物馆俨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2.作为新兴经济增长点，博物馆所引领的知识经济与文化创意开发产业，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贡献，是中国经济发展重心（正在）转移的有力论证；3.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博物馆事业，如何更好地让深藏的文物、陈列的遗产、书写的文字“活”起来，更好地实现面向公众的公共教育职能，以服务社会、促进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新任务、新使命。

面对被外来他者描述的中国博物馆，首先，要厘清他们的（以马秀雅为例）学术背景和研究内容；其次，根据中国博物馆的新变化，通过反身性考量和批判性回应，找准可讨论的问题和可发展的方向，希冀出现更多关于中国博物馆（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声音。

西方国家20世纪80-90年代的“博物馆高潮”，以及当下所面临的“可持续性”发展危机，如资金短缺、藏品合法性受争议等棘手难题，与当代中国博物馆的风景独好形成鲜明对比，这引发域外学者的浓烈研究兴趣和诸多评论著述。其中之一，就是2014年出版的马秀雅《中国博物馆：当代表征的政治》。针对当代中国博物馆事业（1978年以来）的发展变化与话语行为的政治意味，她发现，不同于中国古代帝王皇室、文人墨客等物件收藏传统，以藏品保存、研究、展示、教育、传播为中心的现代博物馆，作为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新事物，在百年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囿于不同时代各自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多重因子，多次呈“突变式”转向。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统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文物收藏），二是中国博物馆图景的百年嬗变，三是博物馆修辞学与中华文明书写，四是中国博物馆的双向担当。

（一）中华文明之物观

数千年中华文明所积累的文化遗产，经历了“古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等概念更迭，这背后所折射的是，中华文明对于物件收藏的不同社会认知变化和价值意义传承。中国古代君王帝室的皇家收藏、文人宦仕的玩物雅好，不但形成陶器、玉器、青铜、书法、绘画、瓷器等物件分类，而且重神韵而非具象物形的独特道德审美评判，使古代中国的物件收藏，成为帝王彰显政权正统性的国之重器，成为君子墨客相倾论道的把玩之物。围绕物件“原真性”（authenticity）的“真假”辨别，早已超脱有形物理维度之争，进入无形价值内涵讨论。如博物馆藏品青铜鼎之所以令观众神往，不仅是它展现出的精美纹饰，更是因为鼎上金文记载的真实历史事件与铭刻的纪念碑式永恒意蕴。为何收藏，收藏什么，如何收藏，传统中华文明已展现出独特的思考。

（二）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百年初心

1868年，国外传教士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河，后来，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以启迪民智，如1905年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1918年严智怡创建天津博物院，他们被认为是百年中国博物馆事业真正的开端。随着中央研究院等科研保护机构的成立和《古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博物馆出现伊始便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节与强烈的爱国主义呼声，需要考虑如何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如何论证中华文明的绵延。从“类博物馆”（proto-museum，如孔庙）阶段的提出，到民国时期的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建设，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曲折足迹，是国家既往百年岁月沧桑的真实记录，同时也牵动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功能的重心移变。如何认识这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博物馆社会公众服务职能，即博物馆作为社会引擎、经济引擎的转变，中国博物馆研究还有一段路要走。

（三）博物馆展览的隐喻图式

博物馆展览作为展示文化的空间场所，将源于不同原初语境的物件，按照一定的策展语法规则和符号编码，借助多种媒介模态技术手段，在博物馆语境中实现意义的再创造。这种文化表征，犹如“拼图游戏”，将人、物、思想、媒介等重新整合，以生成负载不同思维认知、价值取向的叙事文本。被展示的文化，通过凝聚转现（metonimize）蕴含历史、艺术、科学、纪念等意义的珍贵物件，让观众浸身博物馆时空之中，实现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知体认。同时，隐含地传达博物馆自身表述的机构权威性与政权统治的合理性。

基于藏品的博物馆展览，通过博物馆语言，即中心展品、辅助展品以及声光电色等展览复合体，提供一种客观性、规约性、真实性的知识观念，或者一种激起观众情感共鸣的主观体验。策展意旨和展示语法的不同，使得同类物件随其所在语境变化，生成契合特定时空的具体意象，如青铜器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为古代中国艺术精品，在三星堆博物馆为古代制造工艺代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家权威象征。受文化民族主义影响的博物馆展览，容易在物件“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 possession）-博物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三者之间，依托所在社会文化的隐喻认知概念体系和集体心理认同，构筑起某种类生物性的“原生血缘家庭关系”（primitive familyship）。

（四）双重使命

如何铸就与特定时代相符合的历史观和思想意识，凝聚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形成国民集体认同，坚定共同理想信念，是晚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曾面临的挑战。博物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工具之一，是内嵌于政治统治的高效文化道德手段。国家视角的中华民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而言，包含双重含义：其一，在中华文明宏观历史叙述框架下，赞美文化、工业、科学和技术各方面的伟大创造，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同题材和类型的博物馆，都传递一种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二，表征内部多元少数民族，以及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发展中的作用。然而，这其中闪现的本质主义倾向与刻板印象，博物馆被动、无声、静态的展览所被诟病的“内部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等批评声音，是国际博物馆学、人类学等介入该类文化现象时，应该尽量从“主位”视角来全面审视的“灰色遗产”（difficult heritage）。

中国博物馆所诞生的环境，迥异于西欧文明下的现代博物馆，民族国家的亡国灭种危机，使中国博物馆充溢保家卫国的使命意识；1978年以来，中国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变化，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相类，却是作为体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彰显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种可能路径，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传续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载具——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确已成为国际学界窥探当代中国全貌的切口，以图观察、记录、思考中国博物馆的建设性实践。

但是，海外学者因难以“逃脱”既有学术背景，与“漂”在外围的远距离观察，他们的研究成为一种冰冷的知识生产，而不是充满温情的真实讲述。如马秀雅，现为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部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学院的终身教员，主攻文化史与博物馆学。她本硕时期的专业为国际关系研究，转入博士阶段后以中国博物馆研究作为毕业课题，并以此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中国博物馆研究对马秀雅等海外学者来说，只是一种遥远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由“原住民”“（后）殖民主义”“艺术与能动性”“社会包容性”“博物馆修辞”等专业术语架构的学术论著，作为他们从多学科切入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成果，却在另一层面上，未能触及中国博物馆发展的自身特性与建设性实践。这恰是国内亲身参与决策制定、规划设计、建造评审的博物馆和遗产研究学者，大有机会进行理论求索与实践探新的契机。

（一）中国博物馆的属性

回顾西欧博物馆传入远东（日本、中国）的最初殖民语境，东亚民族国家各自博物馆事业肇兴之时，烙印般的反殖民色彩与现代性诉求，是无法绕开的历史问题。担负公共性与工具性角色的博物馆，在欧美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艺术性表征技巧和审美品味涵养，夯实国民身份认同，形塑民族国家归属。相比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物件保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博物馆研究的叙述主体、展陈方式、参与主体、建筑外观、媒介科技等，正在经历一种“美学转向”（aesthetic-turn），这种去时间性的美学展陈，使得日常消费者形成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认同，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那么，这种艺术美学导向的尝试，就能将中国博物馆研究纳入西方学术范畴了吗？

显然，文化民族主义、专业主义与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之道德社群成员，所共谋、共创的中国博物馆实践，属于多元博物馆学（Pluralism Museology）另一种值得推敲的选择。正如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规定：1.中国博物馆，要满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2.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对40年来，中国博物馆以积极的建设性姿态参与介入社会生活的国家认可，必将进一步促进私人民办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规模的增长，更好实现博物馆观众群体的多样化（包含更多城市低收入者、打工者、残障人士等边缘群体），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博物馆的新进展

海外学者对当下中国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界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搜集整理相对有限，如马秀雅曾使用“ 处于萌芽状态”（at an embryonic stage/infancy）等词语，认为当前中国博物馆学界在自我反思性、批判性博物馆学，在处理博物馆表征的政治民主化、社会包容性、文化多元性（polyphonic）等方面，都还少有专述论著出现。

然而，国内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所主导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Proto-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实践项目，非常遗憾未能被纳入诸多西方学者研究视阈；而当时这些开拓性实验，是与国际博物馆学界、遗产研究领域的批判性转向，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线性遗产等新遗产类型的认定同步发生的，完全是新博物馆学的中国面向。同时，海外学者调研区域分布不均、比例失衡，如马秀雅的田野调查，仅涉及部分省区，未能对中国博物馆的整体面貌、功能分类、区域差异等有准确认识。此外，她在5年间（2003-2008年），间断性的共计10个月的田野调查，加之2012年的田野回访，应该正是当下中国博物馆发展“黄金时代”的前期预热阶段；关于博物馆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公开共享，公共服务的夜间延长，不同机构资源的相互整合，以及博物馆人才培养和职称评定的改革，都是中国博物馆面对当下社会变革，积极投身包容平等和谐社会建设的勇敢尝试。

（三）中国博物馆研究的定位

有专家指出，“马秀雅等国际学者的中国博物馆研究，在明确问题意识与宽广国际视野，用英文流畅撰述、表征、阐述、甚至批判的同时，却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原因很可能是，第一，他们缺少研究对象的主位局内人叙述视角。海外学者遣词择取背后所渗透的，且几近无法磨灭的东方主义，可能仍占当下国际博物馆学和遗产研究的很大比重。第二，“冷”之缘发，应该与国内博物馆研究学界重点关注、引介国际学界理论章程和实践案例，较少对自身日常实践做批判性反思，以及博物馆观众主体性发声的缺失有分不开的关联，这与国内当下所呈现的“博物馆繁荣”热潮是极不相称的。第三，博物馆研究者作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智识引领，不妨回归学科本身问题意识脉络，基于博物馆文化生产、传播、观众解读的认知机制，从批判性、实践性、操作性三维角度入手，加强博物馆学与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本质定位，丰富元博物馆学（metamuseology）及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对充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物馆事业，特别是博物馆推动和谐平等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予以系统化理论化梳理，从中提取凝练出中国智慧，引领“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