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大精品推介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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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06-29 00:00
关于十大精品推介的若干思考
严建强
正在与一位研究生讨论关于欧洲博物馆评奖标准的论文时，收到了评审第十四届（2016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的邀请，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机会，也引发了对评奖标准和原则的思考：一个直接涌现脑际的想法是，在传统的欧洲博物馆界，象“纯真博物馆”这样的项目居然获得了年度大奖，中国的情形又将会是怎样？
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处于世界博物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如何提升展览质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评奖制度正是一种从专业角度对发展方向进行引领的举措，具有为行业立标杆的意义。评奖原则与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会直接影响到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十大精品”的评选终于落下帷幕。在几家欢喜几家愁之际，应中国文物报社之约，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发同行的讨论。
选题与立意。评奖与选题的关系如何？这对基本陈列与原创性特展是不同的。对于基本陈列来说，每个馆都有独特的性质、使命与工作范域，其题材并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受制于本馆的使命及资源特征。从这种角度看，基本陈列申报项目的题材不应成为评奖的考虑因素。任何题材，只要符合本馆性质与使命，就应一视同仁；然而，对原创性特展而言，好的选题能更好地组织与利用馆藏资源，更容易吸引观众， 能使展览发挥更好的社会效应。在这种情形下，选题的确应该成为评奖考虑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对展览评奖更重要的是立意，即对确定的题材能否在高度上有所建树，是否能用更具启发性的思想来组织展览。如何将类似题材通过更好的立意和更具深度的思想，使展览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发挥更好的教育功能，这才是博物馆和策展人应该倍加关注的，也是评奖人应该予以特别重视的。
级别与类型。参与评奖的博物馆属于不同的级别，拥有的资源也不均衡。在评奖时，硬件设施与展品级别在判断中应占据怎样的地位？展览评奖与博物馆评级不同，后者是对博物馆质量的综合评价，包括馆舍条件、硬件设施、藏品质量与数量、服务态度等，这意味着条件不到位，要成为高级别的博物馆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展览评奖亦是如此，那就意味着奖项永远属于那些级别高、馆藏优越的馆，而级别低，高等级藏品不多的博物馆，哪怕主观再努力，也难以入选。这是不公平的，既挫伤普通小馆的积极性，也抑制了策展人、设计师的创意热情。所以，在展览评奖中，客观条件不应该是评价的重点，主观努力才是判断的核心。如果策展人在条件与资源并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立意高，构思巧，个性鲜明，能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具有优异的传播效应，观众受益状况好，那就应该成为入选者；另一方面，评奖还与博物馆的类型有关，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及展览，其使命与资源特征并不相同，所以评奖工作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性的判断，而不应该固守某种传统的价值观，用某种固化的尺度去衡量一切展览。比如，对科技类博物馆的判断，就不能像人文类博物馆那样，要求有高等级的实物展品，而是判断其展品设计能否有效地阐释自然现象与科学原理；儿童类展览也是这样，如果一味强调实物展品的质量与数量，而忽略对儿童心理与认知特点的把握，忽视其情景教育及参与和体验的有效性，那么，这些所谓的精品展览是不会受到儿童观众喜爱的。
审美与传播。博物馆是一个非正式教育机构，学习驱动来自兴趣，所以，视觉审美带来的吸引力的确是衡量博物馆质量的重要因素。对博物馆来说，美是必须的，但它只是前提，不是目标。博物馆更本质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从事科学普及的教育机构，肩负着传播与阐释的使命。如果形式上悦目，但没有深入的内容，没有对内容的深度阐释，那它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空架子，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博物馆的使命，也不会长期地受到观众的喜爱。鉴此，参评的博物馆不仅要告知展览及项目的传播目的，更要拿出一两个反映阐释深度、说明展览传播能力的案例，来说服评委。
出于上述考虑，在此提出相关的建议：
1. 把十大精品评审的原则、标准与程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按照博物馆使命与职责的要求，通过接受业界与社会的反馈意见，进一步明确评奖工作的目的与目标，通过构建更合理的评价体系，创造出一种不完全受制于客观条件，而是激励博物馆在主观上更努力、更有热情、更具创造力投入工作的环境。
2. 将阐释与传播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鼓励博物馆花大气力，对展品的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巧妙的创意，寻找并设计出适当的传播方法与技术，有效地将藏品内蕴的信息传达给观众，使观众能从观展中获益，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宝贝的欣赏。
3. 面对博物馆格局更加多元化，面对博物馆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评选工作应该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心态适应这种变化。评选作为行业方向引领的标杆，关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方向的大局，所以，评选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与科学性，应该成为引起先期关注的话题。
4. 为保证评审工作更加公正有效，评审委员会应该就项目获奖理由作出简洁的说明。这不仅能使获奖项目具有更明确的引领性与示范性，也使得评审工作的原则与标准在一种更透明的环境中接受公众的审视。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本届终评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