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公共博物馆发展历程及博物馆分类方法的观察，讨论当代研究型博物馆现象，提出研究型博物馆是以学术性收藏为基础，将学术研究及知识传播贯穿博物馆基本业务及社会服务活动的博物馆。研究型博物馆是当代博物馆多元发展态势的表现，是博物馆知识构建和传播社会化转型的实验田，是公众参与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传播的平台。研究型博物馆倡导并努力实践多学科协同的知识构建及传播模式，开拓博物馆通过知识构建和传播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 研究型博物馆；研究性典藏；知识构建；研究型博物馆网络；公众参与
研究型博物馆*话题近来在博物馆界被频频提起，反映了博物馆以变革创新应对挑战的努力。近年来，关于博物馆“千馆一面”“千展一面”的讨论屡见报端，讨论者认为博物馆藏品研究范围狭窄及研究深度不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此外，博物馆教育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也使一些人将学术研究视为公众教育的对立面，认为破除学术研究的理念、规则、方法和话语是博物馆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另外，对研究型博物馆的特质和发展路径的关注，也隐隐透露出对博物馆企业化运营给博物馆藏品及博物馆制度造成冲击的忧虑。上述对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正反两极的解读，可以看出人们对博物馆学术研究的认知上的复杂多样，情感上的爱恨交织，表述上的左支右绌。
“研究型博物馆”是一个有趣的词汇。从构词形态上观察，将“研究”作为区分博物馆类别的主要标准，强调“研究”在博物馆业务活动和功能上的决定作用；从语词意义上看，“研究型博物馆”与其他类别的博物馆相区分，与“教育型博物馆”“科普型博物馆”处于并置关系。如果从“教育型博物馆”“科普型博物馆”的角度观察，有意无意地将“研究型博物馆”排除在这两类博物馆之外。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常常造成对语词意义的误读，特别是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语词所指代对象特质的误解。
博物馆类型研究是博物馆学研究的经典课题。传统的博物馆类型研究是结构性的，即通过博物馆的构成要素、功能、外显形态以及博物馆社会条件的特殊性来确定博物馆类型。国际博物馆学界通常基于博物馆收藏、博物馆管理者、博物馆服务地域、博物馆观众或博物馆展览方式等变量确定博物馆的类型[1]。通过辨识和确认博物馆类型标准，发现博物馆普遍存在的变量和共性特点。通过分析不同博物馆类型间的时空关系，认识博物馆存在的结构，探讨特定结构博物馆的演进过程，分析博物馆发展的脉络轨迹[2]。由于传统博物馆分类变量是特质性的，使得具体博物馆的类型归属是可以叠加复合的，即一所博物馆可以被归属为不同的博物馆类型，如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市属的综合性地方历史博物馆，又是区域博物馆。
研究型博物馆是博物馆类型研究新思路的体现。这一类型研究新思路关注博物馆的创新和边缘存在，不再以博物馆整体来设置分类标准，而是以一般博物馆变量为背景，关注新形态博物馆的发生、特点及其边界，以辨识和确定博物馆发展的新生长点、新路径和新疆域。这一类型研究方法更关注特定因素或条件对博物馆制度、结构、功能、效益的影响，注重外部因素或条件对传统博物馆类型变量的影响，准确描述发生在博物馆与外部环境接触地带的变化。对新形态博物馆的命名和描述，更强调彰显其个性特点，特别要表明促成变化的新变量，以及新变量激发的新现象和新形态。这种研究方法的关注对象以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等博物馆类型为代表。
研究型博物馆是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它的命名不是对传统博物馆要素和功能的强调，而是对发生在博物馆与公众接触地带的新现象的关注，是对博物馆社会化发展和公众参与知识构建活动的描述，是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博物馆知识构建和传播核心业务的新形态，反映了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美国学者史蒂芬·康恩曾指出，19世纪晚期学术研究活动向大学和专门科研机构转移，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博物馆逐渐淡出知识构建的智识领域，博物馆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公民素质教育和满足公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3]。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中小学普及教育制度推动博物馆向辅助学龄期儿童的学校教育方向转变，博物馆展览出现了“研究型展览”与“教学型展览”的分野，博物馆业界将“教学型展览”视为响应社会进步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创新之举，而“研究型展览”则被看作沿袭传统的陈旧形态。20世纪后期博物馆业务出现“文化转向”趋势，更为注重与博物馆相关社区居民及社群的交流互动，而作为基础性业务活动的学术研究被更严密地包裹在博物馆核心部位，与博物馆其他业务活动的联系愈来愈曲折，离公众的视野愈来愈远。面对如此局面，一些博物馆人提出“研究型博物馆”概念，希望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和实践，深度发掘博物馆收藏的科学研究价值，切实发挥学术研究对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主导和支持作用，激励广大公众参与博物馆知识构建活动，有效实现博物馆培育公民科学素质的社会责任。
20世纪中期的博物馆更加关注社会文化和社会教育，博物馆工作重点开始出现分化，博物馆发展面临研究、教育、娱乐的“三岔口”。一些博物馆人开始关注研究在博物馆中的作用和位置，讨论研究型博物馆的特点和界域。1960年，美国《典藏管理人》（Curator）杂志第4期推出专题“研究型博物馆在科学中的作用”，约请4位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科技史方面的专家，讨论其所属学科学术研究与研究型博物馆的关系*。
威廉·芬顿（William N. Fenton）作为特邀作者，撰写了“博物馆与人类学研究”的文章，他在文中阐述了“研究型博物馆”的特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比藏品更重要。我认为，这种关系本质上体现了研究型博物馆的特征，即藏品的积累只是副产品，直接反映了科学家的研究兴趣。此后，随着科学藏品增加并成为研究资源，该博物馆吸引了科学家，博物馆的地位与它的（研究）资源和出版物相称。……只要一个博物馆保持一个研究项目，它将保留它的工作人员和它在科学界的声誉[4]。”芬顿认为，学术研究人员是研究型博物馆的关键，研究型收藏、学术成果是学术研究的结果，学术研究项目和课题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手段。博物馆学术研究是研究人员自主、自觉的行为，博物馆通过研究项目规划吸引和支持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活动。
2018年11月，柏林德国自然史博物馆举办“国际研究型博物馆峰会——研究的变革潜能”（Global Summit of Research Museums -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Research），来自24个国家的232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报告指出，“研究型博物馆有周全的基于收藏的研究议程，它们保存了大部分的全球自然和文化遗产，产生和展示科学知识，并阐明科学和知识生产的过程[5]。”
从西方博物馆界对研究型博物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注意到研究型博物馆的共性特点，即具有支撑特定学科学术研究、数量丰富且系统的博物馆收藏，以及从事该学科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从前文表述中也可以看到对研究型博物馆决定性特点认识的变化：如芬顿认为研究人员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德国“国际研究型博物馆峰会”则强调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制度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界对研究型博物馆的特性及其建设路径多有关注。沈阳故宫博物院将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确定为办院方针，要“以学术研究为本，建设博物馆[6]”。马自树讨论了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和建设路径，“研究型博物馆要以收藏展示为中心，以科研创新为前导，研究博物馆自身，研究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研究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承、艺术欣赏、科技宣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7]。”沈阳故宫博物院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实践、马自树先生关于研究型博物馆特点的思考，从博物馆功能角度探讨研究型博物馆的特点，将博物馆的“研究”功能辐射到其他博物馆功能上。杨瑾则另辟蹊径，从整体性角度讨论研究型博物馆的特性，她指出，博物馆要素、业务、绩效和社会环境都要服务和支撑学术研究，“研究型博物馆是以至高性、专门性、复杂性的文物藏品为基础，人员接受过系统性、长期性、专门性专业学术或技术训练，能够进行深奥的、前沿的、变革性的、排他性的学术研究，能够始终处于学科前沿与持续变革的前沿，并能够改变‘象牙塔’式的单向知识传递模式，创造出整合型多元互动的网络化全球知识融合机制，并因此带来组织演变与职能重构的潜能，以获得更稳定的、更创新的、可持续的知识以及维持知识活动的能力[8]”。
给“研究型博物馆”下定义，毋宁说是对某种特殊的博物馆现象的内涵和意义进行描述及阐释。笔者认为，研究型博物馆的定义是描述性的，是对典型元素、突出现象、指导原则的描述和阐述，而不是规定研究型博物馆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及结构性关系；定义要有清晰的区分度和辨识度，通过具体说明研究型博物馆的特定品质、特定表象和运营范式，清晰地认知研究型博物馆的现象及特性，推进研究型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定义要开放包容，不是排他的，是对研究型博物馆理念、方法、目标的说明，不是对其他博物馆类型的排他性规定。一如前文所述，传统博物馆类型区分标准常常与博物馆典藏品的源学科相关，研究型博物馆则跨越传统博物馆类型的边界，更关注博物馆与广义学术研究的关联状态，而不受限于博物馆要素与结构的异同；定义是系统性的，不是由单一变量决定的，即定义是对研究型博物馆整体状态的描述，学术研究渗透到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机构宗旨、业务内容、组织管理、社会服务、绩效评价等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研究型博物馆是以学术性收藏为基础，将学术研究及知识传播贯穿博物馆基本业务及社会服务活动的博物馆。研究型博物馆整合并开放博物馆研究资源，构建博物馆学术研究网络，密切关注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支持公众参与博物馆科学研究，博物馆教育回应公众关心的现实社会问题所关联的科学现象和科学知识。
首先，知识构建与传播是现代公共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基本逻辑，是博物馆存在意义的基本内容，所有博物馆业务的关联和互动都围绕这一主轴。因此，不是只有研究型博物馆才重视学术研究，研究型博物馆也不是仅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研究型博物馆是更有效管理本馆学术性收藏，拓展学术性收藏的应用领域，延续本馆学术研究传统，巩固与学术界的传统协作关系，在博物馆各项业务中体现本馆学术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体现本馆学术研究与当下社会的关联及学术价值。
其次，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是学术研究，是关注与博物馆学术性收藏相关学科研究问题、创造性和系统性增进相关学科新知识的智识活动。安德烈·德斯瓦莱斯和弗朗索瓦·梅雷斯在阐述博物馆研究的意义和范畴时指出，“研究（research）的意义在于探索既有定义的领域，以增进我们的知识以及可能对此一领域发展的行动。在博物馆，它包括所有智识活动，以及为探究、发明、增进与博物馆的收藏品或活动有关的新知识的工作[9]。”博物馆科研包括学术研究、应用研究等范畴，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更侧重学术研究，侧重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在博物馆知识传播方式中的呈现。
再次，研究型博物馆要坚持博物馆机构的特点，坚持博物馆制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宜将研究型博物馆等同于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型博物馆与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等专门学术研究机构有相同之处，这主要是学术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相关性，专门学术研究机构与研究型博物馆研究人员在学科领域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和科学语言。但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如专门研究机构的学术项目多由学术问题与假设验证驱动，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项目多由本馆的学术性收藏以及学术性收藏与当下社会发展的联结所驱动；又如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是单纯的，通常限定在特定学科研究范畴内。研究型博物馆的学术性藏品则具有多学科性，可用于多个学术研究领域；再如研究伦理，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多是价值中立的，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则要重视藏品的历史、文化、当下使用等条件触发的价值判断歧义及伦理问题；再如科研成果评价，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多由同行评价，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成果还要接受公众或观众的评价。这些不同之处为研究型博物馆保留了运作和发展空间，也为研究型博物馆坚持自身特点提供了依据。
最后，研究型博物馆是整体性的，不应将研究型博物馆中的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教育、博物馆社会服务割裂或对立起来。博物馆教育、博物馆社会服务都与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问题、方法、过程、成果有关，博物馆各项基本业务应协同合作，在研究型博物馆总目标的指引下，创造性地发挥本业务的专长[10]。
观察海内外研究型博物馆的实践，思考关于研究型博物馆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研究型博物馆具有一般博物馆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化运行方式，但在业务活动和管理运营中仍表现出鲜明特点，这些特点是由研究型博物馆的业务传统和自身定位决定的，也是这些博物馆在变化的发展条件下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
研究型博物馆的收藏具有系统体现源学科研究成果、全面支持学术研究、动态更新、资源开放的特点。研究型博物馆收藏要全面反映源学科知识构成，要具有支持源学科知识体系的典型标本，能够对持续深入、拓展的学科研究项目提供实物和数据支持，持续充实和更新藏品体系以反映研究对象的存续及演进状态，并对学术研究人员充分开放。
研究型博物馆的基础业务具有以学术研究为重心的特点。研究型博物馆的业务动力来自为构建和传播源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为支持研究而收藏和管理藏品，为构建知识而开展系统性的研究，为有效传播知识创新博物馆教育方法。
研究型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具有保持与博物馆收藏源学科学术研究同步的特点。传统博物馆学术研究具有以馆藏品为对象的惯性，研究目的是要确保馆藏品的客观真实，并将具体物件纳入源学科的研究框架。这使得博物馆学术研究更为关注藏品入藏前的经历，其研究方法也多采用考据、检验的方法，从而导致博物馆学术研究与博物馆收藏源学科前沿领域有较大距离。研究型博物馆反其道而行之，紧密跟踪学术前沿课题，主动融入博物馆收藏源学科学术研究体系，吸引专业学术研究人才，制定学术研究规划，组织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协同研究项目，对博物馆收藏的知识内涵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的深入研究。
研究型博物馆具有主动构建良好科研环境的特点。研究型博物馆深知博物馆收藏是融入科学研究体系的基础，科学研究是确认和增加博物馆收藏科学价值的手段，是保障研究型博物馆生存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智识支撑。研究型博物馆的收藏具有多学科的指向，如自然标本收藏涉及标本种属、采集地点生态、采集行为、标本记录和信息再现等自然、人文、艺术学科。研究型博物馆的知识传播更需要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不仅展览内容涉及多学科知识，展览呈现也涉及人体工学、照明、色彩、传播、心理、数字化呈现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型博物馆不仅要与其他研究型博物馆建立协作关系，更要与专门科研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德国莱布尼茨协会有90余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其中包括8家研究型博物馆。这8家研究型博物馆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当前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就同一主题在各自博物馆举办基于本馆收藏和研究成果的展览[11-12]。学术研究成果是普世性知识，需要世界各国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研究资料、基础数据的检索交流以及协同研究可以更便捷地开展。2018年11月，“全球研究博物馆峰会”在德国自然史博物馆举办，会议发布了“建立研究型博物馆的全球知识和收藏网络”宣言，呼吁“建设研究型博物馆全球知识和收藏网络，加强跨域连通和协作。......创建和维护具备包容性、多样性且强健的知识社区和基础设施[13]。”
研究型博物馆的知识创新具有持续的、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特点。传统博物馆科研多局限在博物馆收藏源学科的范围里，关注源学科理论和方法在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中的应用，关注博物馆收藏对源学科学术研究的贡献。研究型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创新是双轮驱动，其一是传统的学科知识前沿拓展，其二则是社会发展的推动。研究型博物馆将博物馆收藏源学科的知识创新置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框架中，关注博物馆收藏源学科在应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在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回应中深化、调适对博物馆收藏的内容认知，在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增加源学科新知识。研究型博物馆将讨论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案作为科学研究新问题、新路径、新知识的触发点，推动研究型博物馆的知识构建持续创新。
研究型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具有广泛的、多元的知识构建和传播行动者的特点。研究型博物馆的科研平台和传播网络是多维度多层阶的，这一特点是博物馆的本质和传统在新社会条件下的表现。科学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相关研究人员的协同合作，早期公共博物馆的学术研究资料和研究工作是向专业人员开放的，研究人员身份从早期的“绅士”，到20世纪的专门科技人员，再到21世纪的科学爱好者，知识构建社会化浪潮让更多人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知识的传播要依托触达广大公众的公共媒体，早期的印刷书刊、20世纪的广播电视、21世纪的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多样化的传播手段促成博物馆知识传播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型博物馆对知识构建和传播行动者多元化的现象有清晰的认识，为此要制定全局性、战略性的知识构建和知识传播行动规划，以协调不同行动者的目标、价值和专业行为。与此同时，研究型博物馆要根据不同行动者的诉求、能力、活动场景、参与方式和成果表达，创造和创新激励性参与机会。
研究型博物馆是当代博物馆多元化发展的表现，是在传承公共博物馆科学知识构建和传播传统上的创新形态。早期公共博物馆是致力构建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机构，在持续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形成了基于博物馆收藏的科研制度，为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性质和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成为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和科学意志的表征。
研究型博物馆是博物馆知识构建和传播社会化转型的实验田。现代社会的知识构建是应用实验实证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在亲身参与科学知识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养成并增强的。研究型博物馆通过公众关心的问题吸引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关注，更通过让公众成为知识构建和传播的行动者来养成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增强公众从事知识构建与传播的意愿和能力。正如博物馆人常说的一句话，“我做了，我理解了”，参与知识构建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好办法，也是培育科学素养和科学能力的有效途径。
作为博物馆发展的新现象，研究型博物馆体现了博物馆积极应对发展挑战，包容博物馆多元化发展模式，探索发挥博物馆科学研究资源作用新方式，激励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兴趣，鼓励并支持公众成为科学知识的主人。
研究型博物馆实践对当下博物馆创新发展有积极的启迪作用。首先，研究型博物馆倡导并努力实践的多学科协同的知识构建及传播模式，为转变以一馆、一个学科、一种典藏的传统博物馆运营模式提供了新样板。其次，研究型博物馆将传统博物馆认为最为核心最具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向公众开放，在研究选题、数据收集、研究资料解释、研究成果发表、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等方面，都邀请公众参与，这种作法与专门研究机构明显不同，为博物馆创新公众参与博物馆业务积累了有益经验。再次，研究型博物馆开创了博物馆参与制定社会发展问题对策的新路径。其他博物馆也关注社会发展问题，但常常是对发展问题的表象或状态进行描述，或呈现其他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案；研究型博物馆基于历经数十或数百年积累的博物馆收藏，联合专业研究人员、博物馆藏品研究人员和公众代表，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多学科研究，帮助公众从历史的维度或多学科的角度认识社会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进而用科学的态度去寻求积极的应对方案。
附录：“建立研究型博物馆的全球知识和收藏网络”宣言
研究型博物馆是全球知识、生物多样性和遗产的管理者。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收藏超越文化或地理边界，为研究、教学、社会和科学参与的全球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
研究型博物馆是科学和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研究聚焦现代世界的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和应用科学等广泛的学科，以及广泛的方法。他们开展学术、合作和跨学科研究，丰富收藏，为了传播知识，与广大多元的公众进行对话和共同创造。博物馆研究旨在保护、记录和增加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知识和认同的来源及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基础设施。
研究型博物馆以独特的方式将科学、人文、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是支持民主、人权和全球知识社会的召集人、斡旋者和创新者。他们的创新传播、公共项目和展览触达广大民众。同时，研究型博物馆充满活力，他们积极对自身行为和文化背景持续进行自我反思。
为了能够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致力于建设研究型博物馆全球知识和收藏网络，加强跨域连通和协作。观察世界视角的多样性，体现了我们将知识和遗产全球化的共同责任。我们切实承担责任，致力于创建和维护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强健的知识社区和基础设施。
未来需要加强科学、人文、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对话，以便利用尖端科学和国际数字化基础设施，制定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新的创新解决方案。我们持续推动这些发展，增强我们的机构，更加深入到科学、文化和社会中，履行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全球责任，支持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该宣言于2018年11月由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研究型博物馆峰会通过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