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是一个持续性、系统性的工程。时至今日，馆校合作在合作模式、合作对象、合作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也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反思与调整，可从构建专业化的馆校合作课程、标准化的馆校合作评估、均等化的馆校合作服务三个方面探索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关键词：博物馆教育 馆校合作 发展趋势 长效机制

多年来，博物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馆校合作，为培育和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的“第二课堂”作用。正是因为博物馆将青少年视为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一个特殊受众群体，所以在与外单位的合作中，馆校合作一直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而“馆校合作”也几乎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多数情况下特指博物馆与中小学开展各种研学活动的合作。

中国馆校合作由来已久，早在博物馆成立之初，就在切切实实地发挥着校外教育的作用。比如南通博物苑成立之初隶属于南通师范学校，“积极配合学校教育，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启了博物馆教育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措施的加强，“从教育内容和方式角度，强调与学生生活、兴趣、经验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强调学生的参与、探究与合作，是对博物馆学校教育功能的重新确认”。基于这种背景，博物馆在馆校合作关系中开始摆脱从属或是配合的角色，逐渐成为青少年校外研学活动的承担者、策划者，甚至是主导者，从而赋予馆校合作一种新的内涵，即“博物馆和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这是一种基于教育本身的深度合作”。近年来，党和国家连续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提出“将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计划”“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纪念馆学习效果”“支持博物馆参与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促使博物馆成为学生研学实践的重要载体”“支持馆校共建实践育人共同体，设计符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认知特点的多样化主题教育活动”等若干馆校合作主旨目标和具体措施，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馆校合作不断向高质量、高水平方向迈进，并形成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我们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思考，如何建立馆校合作的长效机制。

一、馆校合作的发展趋势

（一）馆校合作模式的改变

所谓合作模式，应该是各行为主体之间为实现某一共同目的，通过资源共享、协商协作进行合作的方式，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特点。具体到馆校而言，也即他们的合作得到广泛认可，并被业内接受，方可称为模式。馆校之间原先的合作关系比较松散，主要表现为学校自发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提供讲解服务。近些年来，二者关系变得日益紧密，馆校相互签订协议或某一单位“率众结盟”，逐渐形成新的合作模式。本文为方便探讨，仅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将馆校合作分为三种模式。

1.一馆一校

所谓一馆一校，是指博物馆与学校一对一结对，综合开展针对于特定学校研学活动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目前在业内较为普遍，大部分知名博物馆，或是某个行业、地域内的特色博物馆，都有一个或几个比较稳定、紧密的合作伙伴学校。他们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往往是基于校方的综合实践课程设置，结合博物馆的特色藏品资源，开设有很强针对性的博物馆主题课程，如前些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史家小学共同开发的《博悟之旅—写给孩子的传统文化》系列丛书及课程、广州博物馆与广东实验中学开发的“广府历史文化专题课程”等等。这类课程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课程内容有一定深度，双方通常都会组织精英团队下大力气创课、磨课，所以课程质量还是很有保证的；二是具有明显的校本化特色，双方都投入了一定的创课成本，属于是定向合作，所以课程内容更适宜本校学生听讲。

2.一馆多校

一馆多校通常由博物馆发起，通过联合馆舍周边，或是本地域、本地区多家学校结成联盟，是近些年来建立较为稳定馆校合作关系的一种探索实践。这类馆校合作相较于一馆一校的合作模式，除了具有相对广泛性的特点以外，还因其以博物馆为中心、主导，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博物馆研学课程的专业性，以及博物馆研学活动的有效性。而且，它已经突破了原有“大馆+名校”的合作模式，无论馆大馆小都可以如法炮制，通过整合地区教育资源，打造特色类的“博物馆学校”。在业内既有内蒙古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大馆联合当地学校建立的教育联盟，也有像沈阳劳动模范纪念馆、深圳宝安区文化馆这样的中小馆联合地区学校建立的联盟。

3.多馆多校

多馆多校，即某一地域或地区多家博物馆与多所学校结成联盟，共同促进文博资源与学校资源相融合的一种高阶馆校合作模式。多馆多校合作模式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在全国范围内已出现多个这种类型的组织形式。他们有的是由知名博物馆牵头成立，如“陕西省博物馆教育联盟”；有的主要由学校发起，围绕某一特定教育主题联合博物馆开展合作，如2021年全国200多家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馆成立的“推进革命文物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馆校合作联盟”，2023年成立的“山西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工作联盟”等等。这类馆校合作一般覆盖面积大，很多中小博物馆和普通学校都可以在其中得到相对普惠的待遇，但同时也有成员单位结构多元复杂，难以求同存异、关系松散的隐患。

（二）馆校合作对象的扩大

如果将博物馆视为馆校合作的主体，则可见其合作对象近些年来也在一直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不仅仅是地理范围与学校数量上的扩大，还在于一个新的教育类别—大学，也积极参与其中。在传统意义的馆校合作当中，因为中小学生相比于大学生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且处于培育人生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所以更容易受到博物馆的青睐。而大学生群体“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进程、科学文化发展、社会生活变化、个人发展前途等问题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认识，反而容易受到博物馆的忽略。但是随着近些年博物馆教育理念的变化，认为“教育活动是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渠道，其目的不在于教育公众，而是要根据需要帮助公众学习，为他们创造参与学习的机会并为其提供教育体验的场所”，博物馆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大实践教学基地”名单，，在很多馆校合作的案例中都会看到高校的身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思政课”在博物馆与高校的合作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近年来，高校普遍开展“大思政课”教学改革，将思政课与社会现实关照起来，与校外场馆联系起来。一方面涌现出很多以“大思政”为主题的馆校合作联盟，另一方面“一校对一馆”的结对子数量迅速攀升。2022年，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100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要求“各地各校要与基地加强联系，探索建立长效机制”。2023年，教育部又发布通知，明确要求有关高校与这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首批结对行动。可以想见，共同致力于打造“博物馆里的思政课”，也将成为未来馆校合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三）馆校合作内容的多样

钟玲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博物馆的工作重心向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转移，博物馆教育的内容不仅关注如何阐释展品内涵和价值，加强对观众学习目标和方式的研究，还更多地运用了体验式、情境式等教学方法，并且向多学科融合发展，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近年来，很多博物馆的教育活动都以系列课程形式呈现，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围绕博物馆教育资源实施课程、开展研学旅行、编写科普图书、举办讲座、排演节目、开发文创产品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种博物馆教育内容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馆校合作教育活动内容的变化。而且在教育活动之外，馆校也在不断扩展其他合作领域，例如互聘教师、加强学术交流等等。整体而言，馆校合作内容已呈现出日益深入、丰富的特点。

二、馆校合作发展的远虑

（一）馆校对接的均等覆盖

馆校之所以合作，是因为都存在着互为补充的需要，仅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如果博物馆的某个展览能够使得课程中的某个概念更加生动，如果教师可以使博物馆所提供的知识成为一门完整的系统课程，那么，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就变得更有必要”。这其实说明，学校是需要博物馆“空间”场所与“实物”属性课程的，而且在强调体验式学习、情景式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能力的共同教育理念下，这种需求已成为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普遍需求。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偏远之地甚至是大城市的非重点中小学校是没有或缺乏博物馆课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馆校两方的体量严重不对等。据2022年相关部门统计，全国有6565座博物馆，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则达到了51.85万所，其中中小学为20.16万所（不含特殊教育学校与民办学校），双方的数量比接近1:79。另一方面是因为，博物馆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千差万别，优质的展览、课程等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大馆与特色博物馆手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着地缘优势与师资优势的“名校”相对更容易成为这些有限博物馆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产品的受益者。虽然一些博物馆也在尝试做出改变，将博物馆研学教育向边远地区、乡村地区、中小城市学校输送，但距离馆校合作实现均等化广覆盖还相去甚远。

（二）馆校课程的有效融通

博物馆与学校虽然近些年来都对馆校合作进行了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践探索，但客观地讲，成熟的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宋娴从物理、利益、经济、人力、升学考试制度、管理、观念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影响馆校合作的相关因素。蔡立唯从意识、操作、管理层面分析了馆校合作存在的问题。还有学者从其中某一视角，如课程的角度加以分析，占德杰认为学校方面“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只关注博物馆特色资源，缺少与国家课程有机联系”；郝轶超则认为博物馆方面将“青少年教育仅仅停留在讲解、文化讲座、手工坊等以单次体验为主的活动层面，这种常见的教育模式在类型上缺少创新性突破性，主题上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内容上缺少深入性针对性，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课程’的概念”。馆校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影响其发展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活动的单一性、体制的制约性、投入的成本性、课程的碎片性等等诸多因素。但如果把课程作为观察视角，并将其放置在现阶段馆校合作发展趋势下来解析的话，馆校课程的有效融通确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也是目前亟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首先课程是馆校合作的抓手，如果失去这个抓手，包括教师、材料、设备、场所等等教育资源就无法实现融合，馆校合作自然也无从谈起；其次，馆校合作课程融合的深度和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馆校合作文化产出的社会影响。现阶段很多博物馆开发的馆校合作课程严格意义上讲还只能称为博物馆课程，因为它多为博物馆单方面开设的课程，学校教师囿于时间限制、理念分歧等原因参与其中者少，发挥重要作用者又少，就课程内容而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与学校的衔接、融合，致使在面向学生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存在“研与学”“学与游”之间相互脱节的现象。

（三）馆校合作的标准考量

馆校合作已开展多年，无论是传统的一馆一校，还是近年来悄然兴起的馆校“联盟”，虽然都普遍认同强调馆校资源融合与合作交流的重要性，但实质上的合作内容以及合作效果却千差万别。一些文博机构也会经常举办类似“馆校合作优秀案例”的评选，但这种评选多局限于馆校合作的某一活动、课程，或是某一项目的范围内。而究竟什么样的馆校合作才是好的、高质量的馆校合作，现阶段还缺乏整体上的标准考量。

三、馆校合作的长效机制建设

（一）专业化馆校合作课程

有学者指出西方馆校合作存在四个领域的矛盾，“馆校双方教育人员缺乏深度对话和反思”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造成馆校双方教育人员在责任界定、角色定位、需求表达、教育目标设定上存在差异”。我国的馆校合作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无论是课程开发还是实施，双方教育人员通常是分离的。这也需要馆校双方共同努力，从多个途径提高课程的专业化程度。首先，加强馆校认同。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依赖于合作双方在项目目标和学生价值观上的共识，良好的馆校合作关系应该是每一方都能清楚自身在为完成学生的发展目标所付出努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其实也是馆校课程实现融通的必要条件，馆校只有在明确双方共同依存关系，认同现代教育理念与学生培养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对方，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角色作用，使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互为补充。通常情况下，“学校首先要把教育改革的最新状况和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介绍给博物馆，而博物馆则要把自身的办馆理念、主题特色和馆藏优势资源等信息提供给校方”，以实现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为课程的专业化开发建立馆校深度对话的合作基础。

其次，推动课程馆校兼容。既然称之为馆校合作课程，就说明这种课程的开发、实施，乃至后续的产品衍生都需要馆校教育人员的共同参与，使其既符合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同时又具备博物馆实物性、体验性、趣味性的教学特点，并最终实现一课馆校两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开发中华文明研学“古代中国·通史”“古代中国·通识”系列课程的过程中，便充分发挥学校合作单位与在馆教师志愿服务群体众多的优势，聘请熟悉国博业务发展与综合特征的相关学科教师，共同参与创课、磨课。一方面通过及时了解教改相关情况与学校综合实践课程需求，把博物馆里的实物、展览、数据与学校特定科目的课程标准、学习教材对应起来，按其要求搭建体系框架，并适当增加中外对比、文献佐证、知识拓展的内容，培养学生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另一方面，课程以展厅讲解、开放式教学、实践操作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予以实施，充分发挥博物馆实物与空间的载体作用，面向小学高年级与初中低年级学生全景式展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独特精神标识。

再次，明确课程适用对象。在馆校合作当中，学校作为合作对象的一方相较于博物馆而言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因为学校包含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类别，甚至在小学和中学中又可以分成若干学段，如小学可以按1—2年级、3—4年级、5—6年级划分为三个学段。即便属于同一类别，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学校，或是同一地区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其学生的认知水平也是有差异的。这就决定了一门博物馆课程不可能作为适合所有学校类别，或是同一类别中所有学校的通用课程。所以，“在馆校合作之初，必须明确基本的科目和年级，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区分和界定”，而“设计符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认知特点的多样化主题教育活动”同样是馆校合作课程专业化的重要体现。例如，南京博物院开展的“清溪学堂”，将服务的学生对象分为幼儿组、小学组与中学组。苏州博物馆创立的“博物馆学校”则力求做到“全年龄、全人群、全内容”覆盖，将学生观众细分为儿童期（3岁—12岁），青少年期（12岁—18岁），青年期（18岁—35岁）三个阶段，并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人群开发不同课程。

（二）标准化馆校合作评估

馆校合作近些年来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我们以审慎的眼光重新检视它的合理性、有效性，这也是“促进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的生产供给与学校的教育需求相匹配”的现实需要。对馆校合作进行评估，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无论是国家出台的系列文件，还是一些专家的针对性研究，都指出了评估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事前、事中、事后建立一套全流程、全要素的科学评估体系。如赵桂玲认为“项目评估学的全过程、全要素、全团队评估理念能为馆校合作提供系统性的评估框架”，樊文强从“活动结果、运行管理、协同机制和有效教学”四个方面搭建评估框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其实都属于项目制评估，在现行馆校合作发展趋势下，馆校其实早已突破单一的项目制合作，而更倾向于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整体合作。所以，需要突破“项目”的藩篱，通过建立一种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多维度的评估体系，从更高的层面去审视馆校合作的完整性、稳定性与有效性。

1.合作对象的覆盖性

馆校合作必须突破以往“大馆+名校”的所谓精品模式，发挥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让馆校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学生群体。

2.合作范围的多元性

馆校合作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合作，除了开发课程、策划活动以外，还应该包括人才的培养、学术的交流、平台的搭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馆校异质文化中找到双方的合和理念，推动馆校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日益走向深入。

3.合作课程的专业性

馆校合作课程既要在挖掘文物多重价值的基础上“突出课程的趣味性、开放性、综合性、互动性”，也要符合整体的学校教学要求，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到不同类别、不同地区学校的差异化兼顾。

4.合作资源的融合性

博物馆开展馆校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把博物馆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艺术与科技教育资源融合起来，把校外科学教育资源与校内正规教育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在合适的成长阶段获得相应的多方面的知识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馆校资源融合也是为了实现馆校合作目的的一种手段，其融合程度决定着馆校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5.合作研学的有效性

馆校合作无论开展哪些工作，都是希望通过各种非正式的学习，使博物馆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在“将体验创造与转化为知识、技能、观念、价值、情感、信仰与感知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和价值观。所以，学生们在馆校合作的研学体验过程中，是否取得了预期或超过预期的效果，也是衡量馆校合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均等化馆校合作服务

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里的公共文化设施当然也包括“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文博单位；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要“以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方向，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中国博物馆协会也在2022年发布的《助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发出“引导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倡议。可以说，促进公共教育均等化发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然，这里所说的均等化并不是无差异的平均主义，而是“在认清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一定标准的教育资源，实现机会均等，确保每个接受教育的人员均能有机会获得相关教育资源”。仅就博物馆而言，我国博物馆事业虽然近些年来整体发展迅速，但也存在着各地发展极不均衡的状况，从“博物馆头条”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制作的2022年“全省各博物馆排名”中可以看出，博物馆数量最多的是山东，有711家，最少的为西藏，仅有13家。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馆校合作尽可能地发挥馆校之间、馆与馆之间、校与校之间的系统协作网络优势，不断扩大合作对象范围，加强“联盟”这一平台的服务均等化建设，引导博物馆教育资源与教育产品更合理的配置，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将其更多的向边远地区、乡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倾斜，让那里的学生们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博物馆研学机会。例如陕西省博物馆教育联盟成立后，便充分发挥博物馆“第二课堂”的作用，推动优秀历史文化课程走进校园，并尤其特别关注

基层学校、山村学校以及特殊学校等。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是一个持续性、系统性的工程。馆校合作发展时至今日成绩有目共睹，在合作模式、合作对象、合作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良好的行业发展趋势，但也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反思与调整，为推动馆校合作标准化、专业化、均等化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