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条例》第二条，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2007年维也纳ICOM，“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盈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可见，无论当今博物馆的定义如何拓展，其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非常明确，其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对象也非常明确。对于历史类博物馆而言，最大的对象或者说最大的价值自然就是陈列品的实物原件【11】，即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取的出土物以及这些出土物所在的出土环境（context），甚至可以说，这是博物馆的灵魂。
除此，历史类博物馆在展现考古出土物和成果的同时，还有传世、征集品的利用，以及必要的展示形式。所谓传世，就是流传有序。征集的情况因为征集对象的不同而复杂，其中，征集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也有征集来历不明的，来历不明的征集品很大一部分是盗掘文物或赃物。盗掘的文物，失去了文物所在的基本信息，他们被利欲熏心的坏分子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流通市场，有相当部分改头换面为博物馆所收买。买还是不买？买是不是助长罪恶？这些都是长期面临的问题。
在一般博物馆的通史类展厅中，传世品和征集品因为缺少文物本体所在的环境信息，使得展示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一般博物馆通史类展厅的模式，更多展现的是进化论式的社会形态演变，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大多融汇到一条庞大的粗线条中，无论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浙江省博物馆“越地长歌”，还是湖州博物馆“吴兴赋”，安吉博物馆“天目苕水，安且吉兮”，均很难在具体的单元中展开某个节点性的事件。这时，考古特展的举办就成为重要的补充。
三、考古特展和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历史类博物馆展示的重要补充
考古特展，是指以某一次或某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内容进行的特别专题展览。可以是大家迫切关注的热点，如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曜——海昏侯”；也可以是经典的重大考古发现，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展，马王堆几乎成为湖南省博物馆的支柱，无论是建筑的构架和展示的空间，均围绕着马王堆的中心；也可以是长时段的归纳展，如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合办的“发现历史”等；也可以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对同一批考古材料进行不同主题的展览，如殷墟妇好墓，首都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安阳博物馆各以“王后·母亲·女将”、“玉鸣铿锵”、“凤归大邑商”进行展览；也可以把考古新发现和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进行展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合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就是成功的一例。
与此同时，新近些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各地蓬勃发展，成为历史类博物馆的重要补充。遗址博物馆就是依遗址为依托，或直接以展现遗址的古迹为内容的博物馆，大的如秦兵马俑遗址博物馆，小的如南宋官窑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可能是我国建设的最早的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应该由遗址本体、遗址本体出土遗物，以及与遗址相关的其他背景要素组成，遗址博物馆展示的成败以是否准确、简明，以及欣赏的愉悦为衡量标准。这其中，遗址博物馆的遗址本体保护状况、出土文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馆舍的建筑形式和内部空间，甚至包括管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衔接等，是目前遗址博物馆面临的最大问题。
考古遗址公园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2009年颁发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我所理解，应该是“考古”+“遗址公园”，而不是“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的遗址公园，而不是考古遗址的公园。相对于“公园”，就不是一般的“公园”，相对于“遗址公园”，又与遗址博物馆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考古”的，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赋予和保证了考古遗址公园持续的活力。
历史类博物馆如何与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互动，如何成为彼此有机互补的整体，如何彼此互相链接，值得深度关注。
四、考古学和考古学材料（证据）对于新形势下的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定义的考古学，“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来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12】。考古学如何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曾说，“在研究历史时，首先需要搞清楚史料的年代、地点，然后才是依次处理什么人、什么事情、怎么做的，最后是为什么这样几个问题。……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我以为，这个逐次递进的设问和解答顺序，可视为其发展的根本逻辑”【13】。考古学做了些什么，或者说能做些什么，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教材归纳了十个方面（W）：
10、社会文化为何演变？考古学的阐释
2009年王巍所长在《新中国考古六十年》中对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全面和详尽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考古研究大国扎扎实实地迈进”（《考古》2009年第9期）。
如此，对新形势下的博物馆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多视角、多领域来读识考古发现和考古成果成为博物馆利用和展示的必须前提。就我所知，现阶段历史类博物馆领域极少关心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从每年度的国际博物馆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主题【15】，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除了1997-1998年“与文物的非法贩运和交易行为进行斗争”（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f cultural property）之外，没有一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来关注考古学家对于博物馆的重要作用，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传播形式的创新、传播对象的拓展，这也使得构架考古和历史类博物馆之间的学术平台越来越狭窄，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趋势。
博物馆如何能有效地解读和展示考古材料，不仅涉及考古学成果的另一种转化，更涉及作为出土文物移交的主要单位，如何更好地担负起起作为博物馆角色的身份，深刻了解和把握考古学怎么做和做了什么，是做好历史类博物馆展览的前提。考古学context也同样适用于博物馆对于考古材料的利用和展示。
context主张遗物、遗迹单元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为了便于历史类博物馆在解读、利用和展示考古材料时的延续性，在文物移交中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瑶山》、《反山》考古报告出版后，历尽各家纷争，考古所在保留四个墓葬单元的少量标本后，其余分别移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在浙江省博物馆，这批玉器被选择性地展示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的“良渚文化”展线上，既没有标识具体的出土单位，也没有说明具体的功能，甚至原本配伍的组件也被割裂了开来（如反山M12三叉形器和与之配伍的琮式长玉管），这就很有悖于原先移交的初衷。正因为如此，2015年在筹办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良渚遗址群考古展时，我提出考古所目前有作为研究标本的墓葬单元很完整的优势，浙江省博物馆不能做，良渚博物院分散在展线上，也不好办，我们可以反山M20为主线和引子，后来大家才有了“王的葬仪”起头的策划，特展也取得了很好的评价，同步出版的图录也荣获当年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16】。
关于博物馆展览中的context，也不妨以“越地长歌”良渚文化陶器展柜的“过滤器”为例，说明牌标识“陶过滤器，良渚文化，余杭吴家埠遗址出土”，这是一件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过滤器，包括盖、过滤钵和过滤器三件配套，实用过滤器器内还有分割的隔档，可能与酒类的制作有关，即将未经过滤、汁滓（zi）混合的原酿，即醪、醅倒入过滤钵进行过滤，让酒液从冲天嘴流入过滤器，渣滓留在过滤钵内。考古发现过滤器均与标识女性墓的纺轮共出，绝不与标识男性的玉石钺共存。这些是过滤器的基本信息量，那么对照标识牌和背景板文字：
• 7、在良渚文化陶器群中有什么地位和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类博物馆涉及考古展览的局限性。首先，如同考古所揭示的仅是古代人类的很小一部分一样，博物馆的展览也只能展览考古成果的很少一部分内容。其次，同样的把死人说活，替器物说话，考古学和博物馆的表述语言还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担负着发现和复原历史的重任，而后者主要承担教育和传播的功能。
考古学作为学科，有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要求，也担负着学科发展的目的性。博物馆作为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在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利用和展示时，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科发展的现状，了解和把握最新的考古成果，从而达到更为全面、有效的展示。无论历史类博物馆如何发展，承载考古context和巨大信息量的考古出土文物和遗迹，一定仍是历史类博物馆最具价值的实物。历史类博物馆的相关领导和从业人员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功夫，学习和了解考古学的基本知识，把握考古学科发展和考古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同时，一线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要以极大的热情和更高的综合素质，关注公众传播的最大途径——历史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附记：本文为2018年6月4日在湖州博物馆纪念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从考古发掘到博物馆展陈“讲座的文字版。
2018年5月22日MU583初稿、5月24日UA1688二稿
